該放棄政府投資主導型刺激了
金融
作者：陳同輝
從上半年情況看，貨幣微放鬆加新的投資刺激政策的組合效果不甚理想，實體經濟無論是融資成本，還是雇傭成本都無法得到有效降低，8月份的各項經濟數據又出現疲態。政府該轉為推行寬貨幣與緊財政的政策組合了。
中國目前最大的主線在於經濟結構的轉型，亦即如何在淘汰落後與過剩產能基礎上，升級舊產業，培育新產業，從而推動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然而，目前所實施的以政府投資為主導的刺激政策，卻與經濟轉型的目標背道而馳。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成功前例
政府投資為主導型刺激政策本意在於通過投資創造需求，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回顧曆史，為抵禦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的負麵影響，中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1998-2000年，三年間，政府共增發了3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所籌資金用作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同時為了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央行於1996年5月之後的兩年多時間，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與存款準備金。整體而言，1997年所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成功的，通過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巨大投入，中國不僅有效地對衝了由外貿出口降低而導致的經濟增長減速，同時極大地改善了落後的基礎設施現狀，這種外部性極強的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獲取大量FDI以及出口的大幅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然而，任何政策的成功都有賴於其現實環境基礎的配合，1997年實施的政府主導型投資刺激計劃之所以能對經濟發展產生正麵促進作用，有其多方麵的原因：
首先，中國上世紀90年代初期正麵臨著基礎設施落後的現狀，例如，1996年末，中國高速公路總裏程僅3258公裏，基礎設施的落後不僅體現在量上的不足，在質上也存在嚴重的問題，比如高速公路還沒有形成大通道、規模效益的公路網，水運方麵缺乏專業化的碼頭；內核港口設施仍然落後，多數航道通航能力較弱。基礎設施這種落後的現狀極大地製約了中國發展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的潛力。應該說1997年東南亞危機是個契機，讓政府可以真正著手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畢竟這種外溢性極強、投資周期長、收益較低的項目，私人資本在能力與意願上都不具備成為主導力量的條件。同時，因為上文所提到的極強的正外部性，政府因投資而增加的債務，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經濟快速增長而帶來的稅收收入的增長所覆蓋。因此，90年代末期的積極財政政策，在並未造成政府資產負債表的債務負擔過重的情況下，能夠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硬件設施條件。
其次，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依然充裕的勞動力也是能夠順利實施政府主導型投資政策的必要條件之一。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建設領域，其特點之一在於基建屬於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需要占用較多的低端勞動力。而90年代中後期，由於此前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結果，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農村出現大量富餘勞動力，這使得中國在此期間，勞動力處於相對無限供給的狀態，在此情況下，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在占用勞動力的同時，並不會造成勞動力價格的過度上漲，從而避免增加經濟體中其他產業勞動力成本。1997年至2005年間，中國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明顯低於GDP增速，中國實際GDP年均增長9.2%，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村收入年均分別隻增長9%和6%。
此外，市場上充裕的資金也減少政府主導型投資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擠出作用。就封閉經濟體而言，根據國民核算恒等式可以得出儲蓄=投資，如果投資大於儲蓄，則資金價格將提高以降低部分投資主體的投資意願，從而維持等式成立。上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儲蓄率一直保持高位，之後的一段時期內持續走高。這種現象的出現與中國的人口結構有很大關係，簡單地說，如果經濟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的增加，將導致全部人口的總收入增加，從而提高儲蓄水平，同時，由於年輕工作人口的相對增加，導致總人口的消費傾向下降。不僅於此，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期間，央行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予以配合，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後的幾年間，市場資金價格並未高漲，這避免了因為政府投資占用資金，而導致實體經濟出現融資難、融資貴現象。
政策該轉向了
同樣的政策，在2009年實施，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具體體現在房價大幅上升，衡量通貨膨脹水平的CPI指數同比增速迅速走高，這逼得央行不得不於2010年開始緊縮貨幣，從此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道揚鑣，由此在後續經濟發展中埋下產生各種亂象的根源，其原因在於政府主導型投資政策賴以發揮作用的土壤已經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