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在他倆去鄉公所領結婚證的時候，有無聊的人前來觀望議論，有幹部模樣的人警告爸爸：她怎麼可能嫁給你啊，當心這個女人放你鴿子！更讓媽媽難堪的是，鄉公所還把媽媽帶到縣城進行“審查”，這讓媽媽感到羞憤難當，連自殺的心也有。幸好這天，癡心的爸爸也尾隨到縣城，一麵以僅有的文化基礎，在香煙殼上寫了“林鳳，不要怕，我在外麵接你！”的紙條傳給媽媽，一麵向縣管幹部明確表態：“我出身雇農，我保證她是個好人，後果我會負責……”當然，媽媽被押了一夜之後，無事放回，但身心的創傷給了她很大的打擊。媽媽說，是爸爸那張字條給她一點生活的勇氣，就暗暗下決心，要好好與他過日子，讓寧海人看看。
自然，婚禮是非常簡單，媽媽也曾用打油詩自嘲過自己的新婚場景：“一間茅屋亮堂堂。兩把竹椅一張床，主席像前三鞠躬，中山裝牽手列寧裝。”我們聽了覺得很順溜，也很浪漫，但也質疑過“茅屋亮堂堂”的真實性，因為，茶院水缺頭有戶人家的茅屋，裏麵很暗很潮，媽媽把低矮的茅房說成“亮堂堂”，是一種心裏安慰，或是對新生活的美好憧憬吧。
但是，憧憬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媽媽融入不到真正寧海人的生活中去，因為，諸多方麵她還是很顯另類。
寧海女人都能熟稔幹農活，做家務，媽媽隻會看書下棋寫字唱歌。人們看到爸爸一個大男人還自己縫衣服釘紐扣，就肆意取笑爸爸娶了個“百無一用”的老婆，好在平時很大男子主義的爸爸對媽媽特別寬容，總是辯解說：“她是讀書人呀。”媽媽不甘心“有文化反被沒文化的看輕”局麵，就挖掘自己的知識資源，建立自己的交友圈子，主要方法是代人念信寫信。想不到這一招很受歡迎，當時大多婦女都不認字，她們收到了家信就要找人代念，媽媽免費念信後還能作詳細解釋，再按當事人的意思寫好回信讀給當事人聽，當事人聽懂並表示滿意了，媽媽才放心封口。但也遇到過一個不滿意的。有一個女人請求媽媽寫信給在外工作的老公，讓他給家裏寄“兩個十元錢”來。媽媽就直接寫成“二十元”，讀完後，女人堅持說她不是要“二十元”，而是要“兩個十元”。媽媽感到很好笑，但也覺察到沒有文化的可憐，於是她就把“二十元”讀成“兩個十元”，讓那女人最終滿意而去……我們說媽媽：你就直接改成“兩個十元”得了，還那麼費勁幹嗎！媽媽說，我傻呀，沒個語法章法，書白讀了嗎？此後，一些大嫂大娘拿著經書來請教，媽媽來者不辭，熱心指點。有時幹脆坐到一起去，於是，八個女人都是邊念邊翻飛著千張，隻有一個女人，對著麵前攤著一本書在“讀經”，形成了“九龍會”的新場景。
街坊鄰居的女人們為了感激和回報媽媽，就主動來幫媽媽拆洗被褥，縫納鞋底，打掃衛生，幫教家務，相處越來越好。這樣也算是知識的等價交換了。
可是媽媽還是很苦悶，因為她的觀念總是與寧海人格格不入。
比如煮飯，大家叫她把剩飯放在鍋的最前麵，以便下一頓盡快先吃掉。而媽媽說，這樣不是永遠把新鮮米飯變剩飯了嗎？應該先吃新鮮的，再吃剩飯啊！
人們教她糧食不夠，就煮成粥。媽媽認為粥更能消化，消化完了就更餓。還把肚子撐大了，傻。
別人家把白麥粉做成淡麥糕，把烏麥粉做成甜麥糕，以便均衡口味。媽媽認為這樣把高質量的白麥粉給糟蹋了。應該把白麥粉單獨做一頓更好吃的，讓大家充分享受一次。
更令她反感的是坐月子風俗和殯葬風俗。
寧海人坐月子關門閉戶一個月不透風，不下床，不洗澡。而且前半個月隻吃甜粥，不能吃鹹吃鮮，媽媽簡直憤怒：月子裏本來就更需要講衛生，補營養，寧海人的觀念太陳腐了！所以，她生產大哥時，就回到娘家。後來在寧海坐月子，就堅持開窗通風，買蛋買魚肉，洗頭洗澡，惹來一片嘖嘖聲也不管不顧。
看到寧海人殯葬時總要選日子，即使“好日子”選到半個月後的也要耐心等候，媽媽很不解：“人已經去了，就迅速處理啊。我們奉化寧波就是一律三天裏送葬。寧海的做法是死人拖累活人哪。”
媽媽也不讚同“多子多福”的觀點，她說，我看到的人家都是人口越多，家越貧窮。所以，她在1963年生完第四個孩子（我妹妹）後，又做了件驚人的事——做節育手術。那時爸爸也不同意這種前所未聞的冒險手術，再說，隻有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總覺得“不夠興旺”，於是盡力勸阻，而媽媽就是不妥協。後來是一個人從茶院徒步走到縣城，找到醫院。據說當時寧海醫院還沒做過節育手術，也是運氣好，恰好有上海來的醫生在指導工作，他們也欽佩媽媽的遠見和決心，終於讓媽媽的願望順利實現。我覺得這事在寧海縣誌的醫療發展板塊上應該作記載了。
五、苦辛無怨言，是因為母愛
嫁到寧海後，媽媽的生活可以概括為“身在世俗間，活在個性裏”。
爸爸是典型的寧海農民，有著勤快節儉的秉性，也時時暴露出吝嗇、保守的劣跡。有時候的強烈衝突簡直讓媽媽一輩子不想原諒。1962年，我上麵有個五歲的姐姐不幸“出麻”了，發燒抽搐很厲害。媽媽急得要找醫生，爸爸認為每個人都要出麻的，忍忍就過去了。直到媽媽急得發瘋一樣找到爸爸時，他卻在白鶴廟求菩薩，而媽媽懷中的姐姐已經沒有了呼吸……這件事讓媽媽傷透了心，當時就想離開這個家，從此不回來了，當媽媽含淚打好包裹後，回頭看看兩歲的我，發現我好像有靈性，深夜了竟然一反常態地沒有睡覺，睜著眼睛緊緊地看著她，還把小腳伸向媽媽一彈一彈的，終於撥動了媽媽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那根稱為“母愛”的弦，媽媽又抱起了我……我一直很欽佩自己兩歲時就能幹大事——留下了媽媽。後來常常向妹妹炫耀：你的媽媽是我保下來的哦！
可以想象，在寧海的日子裏，爸爸憑手藝讓媽媽物質生活沒有受到委屈，但精神生活的貧瘠讓媽媽也過得很苦悶。媽媽喜歡音樂，會玩各種棋牌，下象棋打乒乓都不在話下，更愛的就是看書。但在五六十年代，這些都是禁例範圍，她隻好把心願寄托在子女身上。爸爸難免重男輕女，兩個哥哥都按家鄉婁姓輩分取名，媽媽就爭取到女兒的取名權，她將我們姐妹的名字都帶上一個“琴”字，有空就翻來覆去給我們講越劇京劇的戲裏故事，學唱生旦淨末的唱腔，還經常說，“我一聽到京胡聲，整個人就心花盛開了”，可憐媽媽當時的年代隻能接觸過京胡、越胡和學校的風琴、教堂的管風琴等樂聲，我們兩個帶“琴”的女兒都未來得及學成一點告慰媽媽，這也是我們最大的遺憾。
應該說，後來媽媽安心做好寧海人，主要是源於她母愛的強烈責任心。她拚命想把子女培養成才。大哥高小畢業後，爸爸堅持要讓大哥輟學接班箍桶手藝，媽媽強烈要求繼續讓大哥念書。爸爸說，吃飯的飯碗重要還是念書重要啊？媽媽隻好忍痛妥協。此後媽媽總覺得對不起大哥，時時處處有袒護的意思，而大哥也覺得父母耽誤了他的前程，言語裏一直有委屈不滿之意，也給媽媽帶來很多悔恨之情。
二哥初中畢業時，因推薦政策惠及不到我家，上不了高中，爸爸打聽到老家岔路上金有可能推薦孩子當兵去，於是，決定全家舉遷到更加貧窮落後的寧海“西部”去安家，從茶院到上金，是寧海的東部到西部的轉移，現在一個小時的路程那時要整整走一天，但嬌弱的媽媽為了那點不可預見的希望，還是願意放棄在茶院辛苦創立的家業和熟悉和諧的環境，在1973年3月的一天淩晨三點啟程，天黑時分終於邁進了一間黑暗破舊的暫借房安定下來。
此後媽媽又是經曆了一段更苦痛的磨合期，村裏人更閉塞，看不慣媽媽的塑料鞋，看不慣媽媽的對襟衣服，甚至看不慣媽媽的衛生用品。她們隻穿自做的黑布鞋，一律穿斜襟的老太婆服飾，一律用灰包應付生理期。但堅強的媽媽跟著學會了養蠶，曬豆穀，攤麥餅，自製番薯燒酒，自釀黃豆瓣醬，還在爸爸出門打工，哥哥遠行當兵的不尋常日子裏，不怕勢單力薄，著手建造了兩間樓房，使全家擁有了真實溫暖的第二個“家”。
輪到我升學的時候，媽媽算是撿了便宜，村裏一共有五個女同學初中畢業。媽媽知道這裏重男輕女的觀念特別重，就及早對村幹部提出，希望能照顧軍屬的家屬，村幹部就順勢答應了。但兩年高中後，我隻當了個代課教師，也很苦悶。此時村裏的姑娘都流行學打毛衣，納鞋底，繡花等女紅，而媽媽隻鼓勵我看書寫字學拉琴，說，人家繡一針，你就寫一個字，能寫出成千上萬個字，多好啊！還有一句話讓我一生受益匪淺：“人啊，一輩子追求幹活，就一輩子有活幹，你一生追求快樂，就會有快樂！”於是，我一麵代課，一麵看書複習，空閑自學拉琴。不久考上了大學，在那幫學子精英裏成績不顯著，但毫無疑問我是個最快樂的學生——盡管屬於“貌似”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