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作為文學的體例要有一種方法。楊東標這部傳記在表達上，頗有“知行合一”的意味。這也體現了他“接通”王陽明心靈的方式。知，即呈現王陽明的客觀敘事，通過王陽明的經曆（足跡）展開情節，塑造其形象。王陽明是個眾所周知的“聖人”。行，即接通，那種敬畏大師之心便是行。作者禁不住在敘事時，常常發議論和感慨，傳記還增加了幾分“評”的元素，書名未示“評”，我覺得已有了“評”的效果。這是“行”的流露。如此知和行在表達方式上“合一”（我隱約聽見心學能在西方結構主義那邊的回響，留待專家去比較了）。此為傳記的特點之一。
第二個特點是，楊東標將中國古代小說的形式引入傳記——說書。在情節組織和展開中，他介入的方法明顯，例如：插敘之後，“讓我們回到王陽明來”；現在時轉為未來時，“此是後話了”；鋪敘時的聲明“不能不多說幾句”。這使我想到央視的百家講壇——那是說書的變體。而且楊東標還吸取了戲劇表現的元素，發揮長項，在選取和處理素材過程中無意識的戲劇化。即集中情節，融景生情，增加了傳記地可讀性。
楊東標用形象呈現出了王陽明上下探求“心學”的艱難曆程，同時，也寫出了楊東標本人探尋王陽明“心學”的過程，這是雙重的探求。也是心靈的接通。寫傳記之前，他曾沿著王陽明生前的足跡，踏遍千山萬水。並且在典籍中走，將典籍與實地互為印證。
撰寫近五百年前的王陽明傳記，不得不關注作者的史學觀。王陽明的心學，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最後一座高峰——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之大成之精華，其精神源頭可追溯到儒學，但到了當代，心學被冠以唯心主義的帽子，在唯物主義占主流的中國當代，繞不開的王陽明心學被一度繞開過。楊東標說：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後來十八世紀的事，離王陽明時代又過了二三百年，我們怎麼能以唯物主義去要求王陽明？我也有同感，如果是一個缺乏生命的哲學，其光芒怎麼能照耀到當今？存在具有其合理性，而且，王陽明的心學能夠超越時空、民族、政治，自有其普世價值。甚至，我覺得唯心主義是個理論套子，它束縛不住王陽明。
過去，我們還有個思維定勢，其模式為複句：凡是……就……固然蔣介石敬奉王陽明，是不是就成為“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另一種“凡是”思維定勢進行了破戒。楊東標說：接納王陽明，需要這個民族的成熟。就是不可非此即彼，陷入“凡是”的怪圈。可怕的是僅為“一知半解”就“凡是”。當下，我們已接應了既是民族靈魂也是東方的更是世界的王陽明的心學，王陽明心學是可以作為東西方對話的東方哲學。
楊東標的《此心光明——王陽明傳》，我不妨作個比喻，他僅寫萬物對陽光的反應，而不直接寫太陽——王陽明心學。他呈現王陽明的形象、故事，而心學留待專家研究。
這部傳記在寫王陽明的少年時期，似乎一切都是前定、預設的宿命感，所敘述的情節、細節時不時地呈現聖跡，有伏筆有暗示，都朝著聖人的方向，套上了種種少年神童的光環，當然，局限於少年王陽明的事跡多為傳說之故。在表現聖人王陽明和凡人王陽明之間，第四章，青年王陽明，就從聖人降到了凡人，其探求出現了惶惑和徘徊。可見，後人在敘說王陽明的過程中，保留了聖人的部分，省略了凡人的部分。中國式的造聖，往往啟用神話式的傳說，給偉人增加光環。司馬遷的《史記》，不也給陳勝保留了聖跡嗎？楊東標側重寫了王陽明探求心學曆程之艱苦、糾結、彷徨，常常置於曆史的風口浪尖上，寫出了凡人的王陽明。
不同民族、不同黨派、不同地區的人，接通的王陽明，能有多少個王陽明？王陽明實在太豐富了。晚明史學家張岱說：陽明先生創良之說，為暗室一炬。日本軍事史上名將東鄉平八郎，獲日俄戰役之勝，慶功會時他的腰牌上顯赫地刻有字：一生俯首拜陽明。
感謝楊東標，呈現了兩個王陽明——姚劇中的王陽明和傳記裏的王陽明。傳記《此心光明——王陽明傳》出版後，他告訴我：如果再寫姚劇《王陽明》，肯定不一樣了。我不知道又是怎樣一個王陽明？不過，我知道，他已“接通”了王陽明：此心光明。
（楊東標著《此心光明——王陽明傳》，列入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叢書，2014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