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曆》太陽出入時刻，石萬也提出質疑：“日之出入增減一刻，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而一急一遲，與日行常度無一合者。”據此可知，《淳熙曆》太陽出入時刻之標注，增減一刻少則五天，多則三四十天，變化並不均勻。而在石萬看來，“日之出入，人視之以為晝夜，有長短，有漸，不可得而急與遲也，急與遲則為變。”他認為，《淳熙曆》日出入時刻增減刻數變化太快，不符合太陽行度。
查《寶祐四年會天曆》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晝六十刻、夜四十刻，以及太陽出入時刻等標注情況，其實與《淳熙曆》接近。看來，石萬之法，與彼時代官方曆法之晝夜時刻傳統有較大差距。
3 術數典籍所載“具注曆日出入法”
晝夜時刻注在曆書之中，而官頒曆日內容畢竟較簡略，古代社會還流行相當多的術數文化書籍，內中有很多內容可以與官曆曆注對應，陰陽術士們常據之擇吉、占卜用。筆者見到南宋時期的《五行精紀》[9]、《三術撮要》[10] ，除了涉及官曆中的各種神煞、避忌規則之外，還有“具注曆日出入法”，且二書記載此部分內容完全相同。唯所用時製較為特殊，乃是加八幹四維的二十四時製。這種時製，主要是供陰陽術士們堪輿擇吉之用。[5]
筆者嚐試將這些內容輯錄出來，並嚐試把八幹四維放在十二時辰的各個“時正”位置，還原為古代通行的時製，即十二時辰與百刻製結合之辰刻製，成表1。
既言“具注曆日出入法”，而中國古代的造曆之權又是由官方壟斷，此一規則當是源自官曆。筆者以表1對照《寶祐四年會天曆》所載太陽出入時刻的標注規律，發現兩者絕大多數能夠基本契合。
《五行精紀》刊行於紹定元年（1228），該書“具注曆日出入法”內容之末，注明來源為《三曆會同》。檢索史籍，《宋史·藝文誌》記載有兩種相關書名：一為“劉氏《三曆會同》一卷”[8]5257，二為“《三曆會同集》十卷”，其後注“紹興初撰，不知名”[8]5276。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二《陰陽家類》載：“《三曆會同》十卷，不知作者，集《百忌》、《總聖》、《集正》三書”[11]，這應該是指《三曆會同集》。而《五行精紀》引用《三曆會同》不止一處，有些內容會提及出自《百忌》、《集正》、《總聖》等書，如此就可以確定“具注曆日出入法”是出自《三曆會同集》。
若《宋史·藝文誌》記載《三曆會同集》成書時間無誤，《會天曆》行用時間為南宋寶祐元年（1253），可知其晝夜時刻體係與早期官曆差異不大。
參考文獻：
[1]陳美東，李東生.中國古代晝夜漏刻長度的計算法[J].自然科學史研究，1990（1）.
[2]林金泉.宋《統元曆日出入辰刻立成》考[J].（台南）成大中文學報，2007.
[3]汪小虎.敦煌具注曆日中的晝夜時刻問題[J].自然科學史研究，2013（2）.
[4]莫友芝編.宋元舊本書經眼錄[M].續修四庫全書[Z].第9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09-510.
[5]王立興.紀時製度考[A].中國天文學史文集[C].第四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1-47.
[6]陳美東.中國古代的漏箭製度[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4）.
[7]魏徵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8：526.
[8]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8：1940.
[9]佚名.三術撮要[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111-113.
[10]廖中.五行精紀[M].台北：武陵出版社，2009：384-387.
[11]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