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快感的另一個令人深感意外的功能，就是融解民眾的自主意誌，把反抗、顛覆和原創的力道轉移到日常生活的愉悅之中。那些感官的碎片引導著疲憊的靈魂，把它們送進了塵世的天堂。
娛樂過度導致了某種強大的負麵效應。解構，似乎就是遊戲和娛樂的最高使命。它解構善、正義和基本的道德尺度，解構必要的政治立場，解構人類的美學底線，解構內在的信念，解構價值與尊嚴，並解構了人的存在本質。娛樂不是邪惡的，也不是一種無可救藥的醜聞，它僅僅是一種精神煙草，充填著生活的每一個縫隙，進而成為那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樂，並大步走向它自身的反麵。
國家（種族）被過度娛樂所解構的事例，遍布人類曆史的每個角落。為娛樂而殉難的帝國或王朝，書寫了那些毫無出路的曆史。我們早已看到，正是偉大的羅馬帝國開創了娛樂的曆史紀元。貴族的奢靡腐敗，加上底層平民的瘋狂娛樂，所有這些都滋養著一種狂歡的罪惡。暴力和情se的消費火焰，狂亂地燃燒在角鬥場上，塑造著羅馬人的腐敗靈魂。這種全民性的娛樂中毒，引發了帝國的衰弱和覆滅。曆史就這樣幫助我們確認了事物的本質。在某種意義上，痛苦就是娛樂的最後形態。
社會平衡原理如此啟示我們，一方麵要確認“娛樂無罪”的原則，捍衛“必要的娛樂”的權力，避免走回到極權主義和泛政治化的舊途；另一方麵也要製止“過度娛樂”和泛娛樂化的偏差。而糾正娛樂過度的解決途徑似乎隻有一種，那就是實現娛樂歸位，即讓娛樂退離非娛樂領域，把政治還給政治，道德還給道德。我們被嚴肅地告知，娛樂應當被限定在自身的領域，也就是影視、歌舞、卡拉OK等日常感官生活的空間。
這無疑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行政設計，事實上，文化的“總體性偏差”，幾乎支配了華夏文明的整個進程。在儒家社會，人們曾經麵對泛道德化的危機；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人們又曾經曆泛政治化的劇烈痛楚；而在新時代，我們則被迫卷入泛娛樂化的浪潮。上述三次泛化事變，顯示了文化均衡主義的挫敗。任何對文化進行集權式管製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打造健全的公民社會，僅僅是一種美妙的願景，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依靠嚴酷的律令來實現上述目標；恰恰相反，它隻能為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泛化開辟道路，從一種危機躍向另一種危機。
縮小娛樂帝國版圖的唯一方式，不是圍堵娛樂消費的渴望，而是要以更加寬容的立場，去鼓勵知識分子創造和生產娛樂以外的優秀文本，以擴展人民文化選擇的空間。毫無疑問，隻有大幅度增加文化生產和供應的品種，才能有效調節人民的趣味，重建包括娛樂在內的、更加理性多元的文化譜係。隻有這樣，娛樂帝國才能轉型為娛樂公社或娛樂小組，還原到它的曆史原點。無論如何，娛樂不是我們的敵人，它隻是那種需要加以節製的笑聲而已。
原載《文藝爭鳴》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