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結構完整的懺悔體係，必須率先啟動記憶程序，全麵澄清曆史真相，辨認每一個重要的曆史細節，否則，任何懺悔與道歉都將變得毫無意義。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宣稱，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這是唯一正確的道路。為了防止加害者顛倒曆史事實、製造大規模失憶或選擇性記憶，就必須啟動個人/集體記憶，展開精微的田野調查，還原曆史原貌，並以這種經過反複檢驗的真相作為懺悔、追問和啟蒙的認知前提。
其次，懺悔必須通過道歉儀式來獲得確認，否則它就隻能是一種疑似活動，甚至會被誤判為“沉默的大多數”。道歉不僅是內心懺悔的外化表述，更是一次陽光下的道德實踐，它要以一種公開言說的方式來獲得受害者的響應，並觸動他們內心中最柔軟的部分。
懺悔機製要求受害者對懺悔/道歉者予以最大限度的寬恕。在基督神學裏，寬恕隻能來自上帝，而在世俗倫理學裏，寬恕可以來自每個受害者。“文革”中的加害人同時也是受害者，他們因為過於年輕而極易受到蠱惑與煽動；而貌似成熟的知識分子，也不能逃脫這種心靈悲劇。正如巴金本人所說的那樣，麵對個人無法扭轉的現實，他自己曾如此軟弱和怯懦，而這是人性的弱點，也是製度本身的弊端。隻要不是殺人越貨的大惡，寬恕就是一種必要的倫理程序。
一方麵鼓勵懺悔，一方麵鼓勵寬容，這正是懺悔機製的策略支點。198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從摩西式的複仇型正義，轉向了耶穌式的救贖型正義。在這種正義架構裏，懺悔和寬恕都是不容置疑的美德。寬恕的重大意義，不僅在於它是對懺悔者的勸慰，以及鼓勵更多人消除恐懼，正視自己的黑暗曆史，而且也是寬恕者自身的良藥，借此擺脫長期纏繞的傷痛。道歉和寬恕構成一種雙向的道德救贖：懺悔者在道歉和被寬恕中獲得自我救贖，而受害者亦在對他人的寬恕中得到心靈解脫。這無疑是一種最健康明亮的療法，它有助於修複受創的心靈，軟化仇恨/複仇（冤冤相報）的堅硬傳統。
然而，寬容不是可以任意布施的道德羹飯。寬容的道德邊界，僅僅涵蓋那些真正的懺悔者，而對於有嚴重罪過的拒悔者，則應啟動問責程序。這無非是一個寬容和清算的二元方案：一方麵對懺悔者給予最大寬容；一方麵對拒悔者作進一步清算，也即從曆史倫理的角度進行追問、查證與審判，在確認真相的前提下判決其有罪，並公示那些被遮蔽或美化的罪行。
把懺悔者設為寬恕的目標，不僅要鼓勵更為廣泛的懺悔，促成強大的救贖與自我救贖效應，更要建立強大的社會和解機製。隻有這種建立在懺悔和寬容之上的和解，才是建構公民社會的堅固基石。紅衛兵道歉提供了個人和解的範例，而每一項個人和解的總和就能突破疑慮、恐懼和敵意，彙成民族和解的寬闊的道德河流。
正如文藝懺悔小組所演示的那樣，懺悔者和寬恕者應當在和解的基礎上，重構社會正義和良知。我們已經被告知，隻有借助這種反思和問責，才能建立以人本主義為核心的價值共識，預防新一輪的加害與受傷。
在上述懺悔/道歉機製的架構中，真相是推動懺悔的認知前提；懺悔是加害者自我救贖的必由之路；道歉是懺悔的外在表達；寬恕是對懺悔的良善回應；清算是針對拒悔者的必要程序；和解則是公民社會的最高本性；共同追問和製度矯正，是新罪預防的最後保障。這六個嚴密的邏輯模塊，構成了懺悔/道歉機器的主體。如果懺悔事件能發育出這種完備的機製，那麼，幾名老紅衛兵的道歉，就不再是偶發的戲劇xing事件，而是華夏民族自我救贖和涅槃的開端。
原載《東方早報》2010年12月28日，有刪節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樂
從娛樂元年——2005年開始，經過喧囂的娛樂二年，曆史在震耳欲聾的娛樂聲中邁入娛樂三年。新的娛樂事物繼續大量湧現，“國民娛樂指數”也在日益高漲，從而為我們勾勒了盛世狂歡的迷人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