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積極分子，繼而成為“文革”的激進先鋒。她的同學沙葉新先生對此形容說，“我親眼目睹了她揮臂發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辯，銳不可當，口角寒風，令人顫栗”。“文革”之後，沙葉新再次親睹她向被批判的錢穀融老師道歉的場景。導致這場精神劇變的契機，在於戴厚英在審查詩人聞捷的過程中，與受審對象發生了熾熱戀情，卻因受“組織”壓力而被迫分手。聞捷絕望之下開煤氣自殺，自此，她不僅成為痛切的懺悔者，更升華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時，以文學敘事的形態，銳利地解剖體製和人性的黑暗內髒。
另一重要的懺悔者是周揚，在曆經十年“文革”苦難和九年牢獄之災後，他成為神色堅定的反思者。據顧驤先生回憶，周揚不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會必作自我檢討。周揚說：“我是一個長期工作中犯過不少錯誤的人，但我不是堅持錯誤不改的人。”周揚之子周艾若也回憶道：周揚曾邀請三十多位錯劃為“右派”的老文藝家見麵，麵對幾十年來受盡迫害和折磨的老人們，他情緒激動，以至於未說一字，已泣不成聲。在1983年中央黨校舉辦的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周揚發表長篇講話，試圖從意識形態和體製的層級上，為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開辟道路，但這場重大的理論突圍，仍然無法擺脫流產的宿命。
反省和懺悔，同時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遺產。“文革”逼迫許多人成為互相迫害的“壞人”，甚至連巴金這樣的老牌知識分子也卷入互相檢舉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憶起自己“由人變成了獸”的曆史，仍然語帶顫栗：“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後提出設立“文革博物館”的動議，表達出推動曆史反思的強烈意圖，成為1980年代最值得繼承的精神遺產之一。
“文藝懺悔小組”的事跡，折射出知識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對他們的關注，則傳遞出世人對個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對通過懺悔來改進國家體製的訴求。盡管參與者數量稀少，且飽受痛毆，但他們的存在，令中國現代史獲得了道德深度。正是懺悔改造了人的靈魂，令曆史可能轉入更合人性的軌道。
耐人尋味的是，戴、周、巴不僅懺悔與道歉，還要將其推進到更深的層級，形成“懺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結構，這就意味著要在懺悔的同時，展開對自身錯誤的外部病源的堅定追問。他們的事跡向我們表明，所有的道德懺悔不能止於個人道歉，而應繼續發育成政治/文化追問，才能令懺悔產生最大效應，由此推動思想啟蒙和人本主義精神的全麵營造。
但事實上，此類反思運動是難以維係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它已呈現為一種孤獨狀態，沒有獲得來自知識界的普遍響應。此後，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瘋狂的廚子殘忍地切斷，而周揚和巴金則先後一病不起，他們的悔恨跟病軀一起，癱瘓在人本主義價值重建的前沿。
拒絕、抵賴和說謊，構成了拒悔者的三個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著政治倫理的殘破輪廓。但那些舉動隻能激發更為劇烈的追問、清算和審判。在我看來，這不是一種良性循環的狀態。在拒悔的背後，存在著諸多難以啟齒的原因，其間既有對被清算的恐懼，也有希望被遺忘的僥幸，更有對罪過的反向認知，甚至把罪業當做畢生的榮耀。
正是這種來自知識界自身的倫理危機，迫使我們重新探查懺悔/道歉機製，企望它的正常運轉能孕育出大規模的曆史反思，借此改造知識分子以及國民的心靈結構。但一個沒有基督教傳統的世界，是否擁有哺養懺悔機製的搖籃？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難題。陽明心學和第三代新儒家，先後回答了這種詰問，但那些卓越的努力，卻遭到大陸第四代儒學的阻攔。文化的自我顛覆，製造出一個惡劣的後果，那就是現存文化體係，根本無法提供一個完備的道歉機製。因此，隻有在融合並超越基督教和儒學的信念基礎上，建構新的普適倫理學體係，才能為國民行為提供精神範本。這是獨立知識分子的重大項目。我們無權拒絕這種文化建構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