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德意誌銀行的分析，中國2005年GDP占全球的12％，2015年將占到21％。由於人均化學品的消費與GDP有明顯關聯，即隨著GDP的不斷上升，化工產業在中國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上升。
另一方麵，中國化工業的發展與全國石化公司的產業轉移同步。與其他製造業一樣，在過去的10年間，跨國公司石化巨頭都已在中國建立了巨大的生產基地。德意誌銀行的報告進一步認為，2008年後的金融危機將進一步加快這種產業轉移的速度。2007年中國化工市場占全球11％，德意誌銀行認為到2013年這個比例將飆升到19％～20％。
美國福陸工程公司亞洲業務高級副總裁喬德哈瑞認為，在中國建石化工程優勢明顯。“從我們已經獲取的數據看，中國正在規劃或者建設的項目數量已居世界第一，我們公司在歐洲已感覺到項目數量下滑的威脅。另一方麵，在中國進行石化項目工程建設存在很大的成本優勢。根據我們的保守估計，如果在美國做一個項目成本是100，那麼在中東的成本就是110，而如果在中國建設的話，成本就是80甚至更低。”喬德哈瑞說。
地方政府成為石化項目最初鑒定的擁護者和最實際的受惠者。由於石化產業鏈長，不同化工產品互為原材料，產業的聚集度極高。一家煉油、乙烯企業落戶後，將帶動數家相關化工企業建廠。無論對投資規模、GDP、就業、財政收入都是極大的拉動。
作為石油化工的“龍頭”，乙烯是合成塑料、合成纖維、合成橡膠、醫藥、染料、農藥、化工新材料和日用化工產品的基本原料，也是用途最廣的基本有機化工原料。目前一家百萬噸級的乙烯企業至少需要500億元的投資，而帶動的相關產業投資則會超過1000億元。
與城市賽跑
20年前，王如君要去北京通州的東方化工廠，從市裏出發坐車要兩個多小時。可現在，隻需要40分鍾。
城市如此快速膨脹，也是讓王如君們頭疼的一大挑戰。他現在的職務是中國石油化學工業聯合會安全生產辦公室主任。“化工廠的選址，遠遠跟不上城市的變化，所謂的安全標準就會形同虛設。”王如君告訴本刊記者，某種程度上講，最近20年的化工廠，就是在與城市擴張的博弈中不斷壯大的，“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麵”。
王如君傾向於從規劃的三個層麵來解釋今天的這種局麵。從宏觀層麵上，國家已經開始對化工產業的布局有了大致規劃。“沿江、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根據不同的地理條件和資源條件，發展不同方向的化工業。比如，沿海地區發展大煉油等項目，內陸地區可以發展煤化工。”王如君告訴本刊記者，“但是，沒有一個地方不需要化工廠，所以，國家隻能做個大致的引導。”
可是，到了中觀層麵上，即化工園區如何與城市規劃相銜接，卻是個剛剛起步的領域。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經常要承擔一些城市產業發展戰略規劃的任務，中心副主任魏後凱告訴本刊記者，高產值、高稅收的化工業通常會成為每個城市努力爭取的產業。
“當年的大躍進時期，國家要求每個地方都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係，小鋼廠、小化肥廠等等，遍地開花的局麵由此奠定。”魏後凱說，“改革開放後，招商引資和GDP排名壓力，又讓當年這種遍地開花上項目的勢頭重新燃起，工廠成了一個城市的中心，甚至圍繞工廠形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小城鎮，有居民區，有學校，有醫院，有電影院，一應俱全。但是，現在發現，要想搬走這些工廠，困難就太大了。”按照魏後凱的介紹，上世紀90年代中期，武漢、北京、大連等城市，最早提出了將化工企業遷出市區的方案，但實施起來卻並不順利，“除了像北京這樣有奧運會的特殊情況，其他城市都在反複博弈之中”。
城市需要化工廠，卻又不想在身邊放顆定時炸彈。清華城市規劃院公共安全研究所的顧林生所長近年來被很多城市邀請去做安全評估和應急管理，不合時宜的化工廠就成為很多城市的安全隱患。
“有的是被快速擴張的城市所包圍，工廠進了市區，有的則與周圍環境不適宜，比如附近新建了小區或者學校。”顧林生告訴本刊記者，搬遷往往是地方政府所期待的措施，不僅轉移了安全隱患，還可以騰出土地搞房地產開發。可是，市長們會向他倒苦水。“有化工廠的老板跟市長說，你這裏的投資環境不太好，要搬的話就幹脆換個環境了，市長一聽，誰想在自己任期內趕走一個納稅大戶呢，也就再不提搬遷的事兒。”在權力麵前，資本的力量還是不容小視。
老的化工廠搬不走，新的化工廠又要建，新舊問題交織在一起，困擾著城市發展。顧林生說，他和他的團隊承接了天津南港化工園區的安全評估項目，這是一片總麵積200平方公裏的區域，大部分由填海造地而成，相當於在一張白紙上畫畫。顧林生結合日本的千葉島化工園、新加坡的裕廊化工島等發達國家的化工園區規劃，從園區選址、安全生產與應急體係三方麵著手進行了評估。
顧林生從以下這些方麵來判斷化工園區的安全要素。首先要考慮周圍的敏感目標，如人口密度、居民區、危險源、水源地、基本農田等；其次還要考慮地形、地貌、地質條件等，比如區域內的基礎載荷、地基強度、防護堤等級、排澇防護等；然後還要考慮極端氣象條件，如台風、雷暴、空氣濕度、積雪冰凍、風暴潮等；再其次要考慮交通運輸條件，水電煤氣及通訊條件，園區周邊的應急救援資源，甚至距離最近的醫院有多少張病床，最近的消防隊有多少米的消防車，都要考慮在內。
當然，最後一項，不可或缺卻也容易被忽視的是，園區周邊企業和居民的認知程度。“人們知道多少，就決定了將來發生事故後，人們的安全係數有多高。”即將起程去日本考察的顧林生向本刊記者強調，“以前日本的化工安全事故也很多，但後來政府出台法規，規定企業與周邊的居民必須簽訂協議，告知他們存在的安全風險，並配合社區做好安全宣傳和教育。日本國土資源緊張，化工廠附近也有居民區，可即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知道，如果工廠冒黃煙怎麼辦，如果冒黑煙怎麼辦，如果聞到什麼氣味怎麼辦，這才是我們的差距。”
按照王如君的介紹，將化工園區的規劃納入到城市整體規劃中，隻是最近一兩年才被提上日程，“以前一個地方要建化工園，劃出塊地建廠就是了，基本沒有限製”。直到2008年，按照國務院安委辦（2008）第26號文的規定，新建化工項目必須進入產業集中區或化工園區，化工園區的選址規劃要與城市整體規劃結合起來。
但是，即便有了這條規定，決定把化工園區建在哪裏，專業性規劃部門的發言權仍然分量有限。類似南港化工園這樣的新區建設，也是在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都確定了選址後，再由顧林生他們來做安全評估，“隻負責發現問題，提出建議”。
顧林生在做安全評估的過程中發現，國家在化工業的規劃上並沒有成熟的標準可依。縱然國家相關部門出台過石油化工企業的防火標準、衛生防護距離，但是，在顧林生看來，這些標準不僅安全門檻很低，也沒有做嚴格的區分和細化。“比如說衛生防護距離規定是1000米，可是不同的化學物質毒性不同，不能一概而論。”當然，最棘手的問題還有，這些標準都是針對單個企業而設立的，卻沒有專門針對園區的標準，“在一個園區內，有的企業之間不必離那麼遠，有的企業之間卻不能離那麼近，所以，標準實施起來也就大打折扣了”。
王如君所說的第三個層麵，微觀層麵，也就是一個化工園區的內部結構和規劃，這是直接決定其安全係數的關鍵因素。“硬件條件已經具備了，特別是大型化工企業，其安全措施和防範水平都已經很高，科技進步為安全生產提供了多重保障。但是，人員的管理水平和安全意識就有差距了。”王如君告訴本刊記者。
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裏，顧林生和他的同事們圍繞一個光氣項目的安全評估做了很多努力，最終，園區放棄了這個安全風險過大的項目，這在所有人看來已經是奇跡般的結局了。王如君坦言，現有的化工園區建設過程中，政府部門牽頭的四個前置條件中，有發改委的經濟可行性評估，有環保部門的環境評價，有國土部門的土地規劃，有水利部門的水土保持，但並沒有安監部門的安全評估。
“企業要立項，評估都是自己聘請相關機構，吃人家的嘴短，有時候就會打折扣。我們在安全方麵的監督和製約還是太弱。現在安監部門已經開始著手規範這項工作。”顧林生說。
企業信得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