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納姆批判文化研究是用於文化研究而不是政治經濟，認為，第一，文化研究忽視了文化生產的機構，它讚美流行文化，放棄任何反對角色；第二，因為文化研究忽視了經濟因素，所以它不可能理解在當今世界真實的權利、主導、壓迫的結構。文化研究沒有拒絕政治經濟學本身，它拒絕的隻是政治經濟學家實行政治經濟的方式。加納姆指責文化研究把太多精力放在消費、娛樂和日常活動中，而沒有對生產、勞動和製度進行太多的關注。盡管加納姆否認政治經濟學是簡化論或者是簡單的反映論，但是他的觀點使他的政治經濟學觀點對於文化研究來說太簡化。文化研究中沒有人會否認經濟關係和實踐以決定性的方式形成了文化實踐的領域。不過認為這隻是在總體領域上。
傳播政治經濟學對文化研究的批判集中在文化研究更側重於文化消費而不是文化生產上，通過把注意力集中於消費和接受，集中於解釋的階段，誇大了消費和日常生活的自由。文化作為上層建築的成分，與物質產品的非文化模式有關，文化產品在物質產品層麵有一種特殊的意義解釋，“控製精神產品的手段”文化作為物質產品的一部分，附屬於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律的接合。資本對文化產品的控製在某種層麵上說，是文化商品的生產和轉換成為文化關係的主導形式。任何統治階級都會將物質生產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建立一個政治秩序上。社會和政治秩序是一個必要的物質產品，正是這個社會和政治秩序維持了資本主義市場，雖然這個資本主義市場當初是因為社會和政治鬥爭才產生的。文化研究排斥的是其政治經濟學對經濟及經濟在文化和政治領域中的位置的描述。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和解
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雖然在社會觀和方法論上存在分歧，對批判傳統的理解和媒介生產和社會消費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由此產生了多次爭論，但二者也存在相融合的地方，兩者都堅持左翼立場，都想維護社會公正、公平，兩者從一開始的相互融合到激烈的對抗再到和解，都意識到兩者之間存在著相互借鑒的可能性，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裏，隻有把注意力集中於文化實踐的物質和符合資源如何以結構性的決定性方式、通過商品化了的文化生產、分配和消費製度及過程，才能理解一個人是如何能夠學習文化實踐及其政治效用，要重視人的主體性，不能片麵的強調經濟的決定性作用；而文化研究學者也要意識到文化研究活動不僅是精神層麵的實踐活動，也是一種物質經濟的實踐活動，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製約，因此文化研究對於文本和社會關係的研究要放在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中去研究，要重視政治經濟的作用。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要在相互包容、相互借鑒的基礎上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畢竟他們最終的目的是為全人類服務的，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作者單位：新疆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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