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關係
經法視點
作者：阿麗娜·那比汗
摘要：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是當代西方批判傳播研究的兩個重要分支。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文化研究則堅持對文化獨立性的推崇。兩者在社會觀和方法論上存在分歧，對批判傳統存在不同的理解，兩者對媒介生產和社會消費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由此產生了多次爭論。但他們之間也存在相融合的地方，兩者都堅持左翼立場，並都以維護社會的公正、公平為己任，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目的都是為了促進人類的解放、工人階級的解放、以及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關係；分歧；和解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蘇格蘭的啟蒙運動和亞當.斯密的著作。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再到韋伯都認為社會資源的分配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鬥爭的結果。亞當.斯密認為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聯係是物質利益。而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方法是政治經濟學，它是將傳播活動作為經濟活動來進行研究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誕生於20世紀四十年代末的北美，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發展起來的。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相關的重要的資深人物有斯邁斯和席勒，斯邁斯重新界定了商業媒體的研究，挑戰了主流視野中存在的媒體與受眾的重要關係的認識。斯邁斯強調：“產品的價值是被創造出來的，因此，事實上的受眾是被出賣給廣告商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有兩個主要領域：首先，他提出媒體係統士怎樣“以一種批評的方式”相互作用並影響社會中所有力量的配置的。新聞業對媒體係統是特別重要的，需要他來提供一些服務去滿足自由和自治的人們的傳播需求。其次，傳播政治經濟學這個領域使媒體和新聞業需要健康的民主和強大的民意政治保證其作為進步的機構生存下來並發揮作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第二個領域也是它的專有領域：市場、結構、廣告支持、勞動力關係、利潤驅動、技術和政府政策是如何塑造媒體企業、新聞實踐、職業社會學和新聞娛樂的本質及內容的進化演變的。
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仍然在同樣的主題上交織在一起。兩者都在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模式中工作，都察覺到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表述之間的一種存在著強或弱的關聯，都把媒體描繪為服務於統治者而不是全社會利益。在很多方麵，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論爭比主流傳播學與批判傳播學的分裂更加殘酷。因為這兩個陣營都想成為批判工作和民主政治的先鋒隊。
二、文化研究的發展
文化研究起源於20世紀六十年代的英國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是伯明翰學派及批判主義的集大成者，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理查德.霍家特開創了這一中心，盡管文化研究中心一開始在理查德.霍家特的指導下開始大眾文化的批判研究，文化研究堅決主張文化符號和文本多義，強調了大眾文化的重要地位，認為應該被放在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因為戰後的英國正經曆著巨大的變化，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轉變非常明顯，再加上科技的發展，使得電影、廣播、電視越來越普及；到了二戰後的大眾傳播時代，文化的主體就變成了以電影、廣播、電視等大眾文化為主，所以傳統文化研究麵臨著極大的挑戰。文化研究所處的語境是一個由工業資本主義和日益商業化的文化生產、分配及消費體係所構成的階級結構。
在文化研究發展的曆史進程中主要有兩次發展，第一次是，意識形態問題由對於文本分析技術的發展被極大的精細化了，即文本符號表征與社會行動之間的關係問題。第二次，統治與被統治的概念從僅僅針對階級擴大到了包括種族和性別。到20世紀70年代文化研究受英國左派運動的影響，批判文化精英主義排斥工人階級文化思想，這種批判立場與阿爾都塞結構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為繼續馬克思主義基本體係中文化獨立於經濟基礎的研究提供了動力，同時也為文化作為獨立、自主領域的需求提供了理論上的合理性，一開始，阿爾都塞是強調文化獨立於經濟基礎，後來，他強調的文化必須與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相結合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關係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分歧
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都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但取向上存在的差別比較明顯，方法論上存在分歧。兩者的差異表現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基本堅持了現代主義傳統的價值觀和真理觀，而文化研究則受到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文化研究主要側重於研究性別、民族，而政治經濟學則主要研究階級，但是進入到90年代之後，尤其是第四次科學信息技術革命時代到來之後，人們驚訝的發現階級這個概念變得非常模糊，中國社會不叫階級而叫階層。且階級在西方國家也越發不明顯了，由於這些變化所產生的政治問題也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可以明顯顯現出來，需要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