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成“一霸手”“帽子書記”折射製度之漏
對比媒體報道的廣東、河南、山西幾起著名的買官賣官案，可以發現，晏金星賣官的“售價”明顯便宜：賣官近百次所得300萬元，平均每頂“烏紗帽”才3萬元，受賄600多次，才500餘萬元，即每次8000多元，此位縣委書記果然人如其名，見錢眼開，給點“小金星”就燦爛。
茂名買官賣官窩案中，優秀的鎮長為升職抵押貸款5萬元，湊了20萬元行賄；河南三門峽“買官賣官”案中，小混混100萬買了個副市長稱價值“很便宜”；山西呂梁打著“13市縣區公推縣長人選”名義的“買官賣官”案中，離石區原副書記被指花費達“2000萬元”。
而在晏金星的賣官案中，卻創了新低：泗縣原開發區黨工委書記周某兩次送晏金星人民幣2萬元和3萬元，一個月之後，周某如願當選泗縣人民政府副縣長。
5萬元買個副縣長，這是“烏紗帽”跳樓價大甩賣的節奏。
晏金星賣官十年，從他2002年擔任縣委組織部長期間開始，“烏紗帽”他賣了十年，也升了十年，可想而知，他是左手低價批發小“烏紗帽”，右手高價購買大“烏紗帽”，而且隨著“生意”越做越紅火，“利潤”越來越高，買的“烏紗帽”也越來越大了。
這不禁令人質疑：十年間，針對晏金星的權力監管緣何集體淪陷？當地不少幹部群眾認為，晏金星案雖然受到查處，但其暴露出的選人用人製度漏洞和權力監督機製不完善更令人沉思。
賣官書記是如何煉成的
晏金星之所以如此膽大妄為，大肆賣官，固然與他本人官德缺失、貪婪無度、利令智昏有關，但製度方麵的原因也許更重要。
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
顯而易見，嚴格的製度約束，有效的監督和權力製衡，會讓官員想腐敗都難，想腐敗都無法腐敗。反之，官員個人手中權力過大，近乎絕對化，且缺乏有效的監督，凡事被暗箱操作，那樣官員不想腐敗都難，不想腐敗也得腐敗，晏金星就是這樣的典型。
采訪中，一些幹部提到，晏金星“賣官”持續10年，卻一直沒受到監督和查處，甚至一路‘帶病提拔’，其中有個人目無法紀問題，但暴露出的“一把手”成了“一霸手”、權力失控、監督失靈的製度漏洞更值得深思。
一個時期以來，此類例子屢見不鮮。諸如，山西省長治市原市委常委王虎林在擔任長治縣縣委書記期間，得知其將被提拔，“突擊提幹，甩賣官帽”，“五千塊錢站站隊，一萬塊錢上上會，兩萬三萬才到位”。
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協副主席在擔任靖宇縣縣委書記期間，借調整、提拔幹部之機大肆收受賄賂，在科以上幹部中沒有“空白點”；福建省周寧縣原縣委書記把“賣官”公開化，“一些官位的價錢到了約定俗成的地步”，縣長十幾萬、局長七八萬……甚至連“本是行使監督、反腐職能的監察局、檢察院的職務，也要花錢才能獲得”。
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賣官受賄案涉及官員達260餘名，其中包括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黑龍江省原政協主席韓桂芝等眾多高官，以及綏化市下轄10個縣市的眾多處級以上幹部。
蚌埠市原政協副主席徐社新在安徽省五河縣為官的6年間，將所有鄉鎮和縣直重要部門的“官帽”賣了個遍，被稱為“官帽售貨郎”，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不久前，中央巡視組反饋信息時嚴肅指出，一些地方“買官賣官問題突出”。要想抑製買官賣官，必須分解下放過度集中的權力，特別要分解“一把手”的權力，在選人用人時加大民意權重，讓官員烏紗帽的大半邊捏在百姓手裏，那樣，賣官鬻爵就會大為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