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愛民在大學就讀期間，教育部對英語專業的教育方向在變化。1980年8月，教育部在煙台召開會議，通過了《高等學校英語專業基礎階段英語教學大綱》，開始在全國試行。這是“文革”之後，中國針對英語專業基礎階段教育的第一份教學大綱，對英語專業教學的恢複起了決定性作用。
1980年11月，另一個對英語教育影響深遠的會議在青島召開。會上，全國高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下稱“編委會”)正式成立，王佐良教授任第一屆編審委員會主任，製定了1980年-1985年外語專業教材編寫計劃和《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工作條例》。
第二年，1981年7月，編委會在大連召開更大規模的英語教材會議，剛從澳大利亞進修回來的胡文仲參加了會議，會上通過一份文件《關於基礎英語教材編寫原則的幾點意見》，建議盡快完成基礎英語教材的編寫和修訂工作。
接到任務，胡文仲和另三名同事被抽調出來編寫教材。當年，商務印書館在友誼賓館特意給他們租了一個房間，他們不分晝夜地幹了起來。
1982年初，成績優異的李愛民從大學畢業，他沒有報考研究生，而是被留校任教。李愛民班上的23名同學，大多被分到中學擔任英語老師。
第二年，1983年秋，胡文仲等人編寫的英語教材，由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開始在部分院校使用。英語教育“無米下鍋”的狀態得以緩解。
英語教育在大學中的地位，也逐步被提高。從英語四六級考試的變化可以看到：1985年，國家教委成立“大學英語四、六級標準考試設計組”，籌備四六級考試；到1986年，全國非英語專業學生開始英語四級考試，1989年開始六級考試；到上世紀90年代，國內高校普遍規定，本科學位證書與英語四級考試直接掛鉤，考不過不能拿到學位證書。
“升溫”的背後
1984年，留校任教兩年後，李愛民考入南京大學英語係，攻讀研究生，他計劃畢業後繼續出國留學。當時，出國留學幾乎是很多學生的最大夢想。不過，當年出國的機會基本是公派留學，自費出國很難獲批，費用也很難承擔。
1986年，碩士畢業後，校方規定，作為稀缺人才，碩士畢業必須在校服務兩年以上，才有資格出國。李愛民未能如願出國，而是回校繼續執教。
兩年後，1988年，一個出國機會終於降臨。當時，一位在南師大執教的美國教授找到李愛民說，美國一所大學需要一位教中文和中國文化的中國老師，問李愛民想不想去。一直夢想著出國的李愛民，一口答應。
接下來，便是要辦理手續。
由於當時還沒有“自費生”，李愛民仍需按公派程序走。當時規定，各省每年公派出國都有固定的名額。輪到李愛民，江蘇省的名額已用完。確定這個消息時，遠在美國的大學已開始為李愛民排課。
李愛民一下就急了，騎著自行車跑到江蘇省外辦。工作人員解釋說，一般情況下，名額用完隻能等明年。李愛民問，那還有沒有特殊情況？對方說，除非是學校去年就有意要送你出去，但是因故取消了，那麼今年還可以通融一下。
說完，工作人員還特意提醒說，一定得是學校去年的原始會議記錄。言下之意是，憑著跟係裏關係好，隨便讓係主任寫一份證明，沒用。
回到學校，李愛民心灰意冷地向係領導說明情況，沒想到竟有意外驚喜。領導聽完就說：“你還別說，去年學校還真是打算送你出去，但因為你留校時間還不夠兩年，所以就沒送。”
翻出去年的原始會議記錄，興奮地來到外辦，當時工作人員臉上的表情令李愛民記憶深刻——對方打死都不相信這張會議記錄是真的。
李愛民說，當年大學畢業的23個同學，如今近一半定居在海外。研究生同學，很少留在國內。在李愛民大學畢業前後——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出國留學在國內已形成一股潮流。
教育部統計，從1978年到2003年底，僅25年，中國內地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70.02萬人，留學回國17.28萬人。公派出國之外，自費出國留學的人數，開始逐年遞增。
學英語，開始“升溫”。
瘋狂的英語
“千萬裏，我追尋著你……”上世紀90年代初，一部由鄭曉龍和馮小剛拍攝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熱播熒屏，它恰當地表達了當時的時代特征——國內湧動著一股出國潮，很多人懷揣著出國夢，急切地想到國外去看看外國的月亮是不是更圓。
當年，正在江蘇大學擔任英語老師的周成剛，心裏就有著和電視劇裏一樣的出國夢。
1984年，周成剛從蘇州大學畢業，成績優異的他被留校任教。這一年，在工作聽國家分配的年代，班上的20多名同學被分配到不同的崗位上，有到旅遊局當導遊的，因為英語師資的匱乏，大多學生被分到高中當老師，一個月能拿五六十元，各專業之間的收入差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