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白天鵝”到“醜小鴨”(3 / 3)

沒能趕上第一波出國的周成剛,一直在大學擔任講師。改革開放後,公派留學政策逐步調整,到1990年,國家提出“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在政策的刺激下,中國在1990年代初,出現了第二輪出國熱潮。

在學英語和出國的熱潮中,民間的英語培訓班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1991年,周成剛的高中同學——在北京大學英語係執教6年的俞敏洪,發現在校外英語培訓班裏代課要比北大老師掙得多,他和同事在校外大張旗鼓地辦起英語輔導班。俞敏洪被學校發現後,廣播站公開點名批評了他三天……事後,俞敏洪帶著怨氣從北大辭職,做起培訓班。當時,沒有人看好他的這個決定。

兩年後,俞敏洪創辦了後來著名的英語培訓學校——新東方。憑著實力和口碑,新東方的生源很快超過同行。結果,在中關村的一個冬天,俞敏洪拿著冰凍的漿糊和廣告單張貼培訓廣告時,被嫉妒的同行捅了三刀。在那時,英語培訓市場的競爭很混亂,那是一個為搶奪生源會動刀子的年代。學英語的人瘋狂,開培訓班的人,更加瘋狂。

更加瘋狂的人,還有一個創辦“瘋狂英語”的年輕人李陽。1990年,李陽從蘭州大學工程力學係畢業,四年後,身為電台、電視台英語節目主持人的他在廣州創立了克立茲(Crazy)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這位年僅25歲的年輕人卻有一個瘋狂的想法:要讓三億中國人開口說英語。

懷揣著這個夢想,在上個世紀末,李陽不停歇地到數百個高校演講,推廣他的“瘋狂英語”,巡講上百場,掀起了大學生學習英語的高潮,“瘋狂英語”也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

單一英語專業優勢漸失

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從英語專業畢業後,出國留學幾乎成為英語專業大多數學生的夢想和追求。據教育部的統計數字,到出國留學進入第三個十年末——90年代末,出國留學總人數達到121.17萬人,回國人數為31.97萬人。

此時,培養英語複合型人才的呼聲也升起。1990年代,李嵐清副總理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說:“我們的方向和目標是很明確的,就是培養高層次的、掌握專業和掌握外語的人才。”外語院係紛紛開設經貿、金融、新聞等專業。

2000年,新的英語專業教學大綱通過,培養複合型人才成為英語專業的發展方向。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在選擇出國時,不再隻是為去學習一門語言,而是要在國外學習一門新的專業。

1995年,在蘇州大學執教11年英語的周成剛,看著身邊不停地有人出國,按捺不住出國的念頭,辭職到澳大利亞自費留學。

周成剛到澳大利亞後,就發現了這個事實——單憑學英語專業,很難找到工作。因為在那裏人人都會說英語,英語不是一項特長,而是人與人溝通的一項基本技能,就像司機會開車一樣簡單。

不過,在國內,1990年代英語專業畢業生還是很“吃香”的。1995年,從山東師範大學英語係畢業的宗誌國說:“我們那時大學畢業找工作非常容易,一部分人直接留在大學任教,大多數人去中學教書。”

1995年,宗誌國考上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生,在高級翻譯學院繼續學習。當年研究生的錄取比率也高,報考38人,錄取14人。

到今天,就業環境不能與1990年代相比,早已大相徑庭。像當年的周成剛一樣,高校裏的學生在學英語的同時,主動會去選修第二專業。

2000年之後,英語教育改革也悄然在進行。學位考試,不論任何學科,英語都被列為必考科目的現狀,限製了一些優秀特殊人才的進一步提升,四、六級考試背後的高分低能,不能靈活運用的現實問題,網絡上出現了反對實行英語普及教育的聲音,認為英語在實行專業教育之外,應變為選修課。因為上學期間,不是每個人都有必要花費大量時間去學英語。

在質疑聲中,2005年,大學四、六級考試,改變計分形式,成績采用滿分改為710分,不再設及格線,取消考試合格證,實行成績報告單。考試後,考試機構負責向考生發放成績報告單,包括總分和單項分,四、六級英語成績不再與學位證掛鉤。

現在學習英語的本科生,畢業後想找份滿意的工作並不容易。據教育部公布的數字,連年來,英語專業擴招幅度較大,2004年招收10萬餘人,排在所有專業中的第一位。在2004年,英語畢業生人數為5萬餘人,而一份來自人事部人才市場的數據顯示,2005年高校外語類人才總需求僅2萬餘人,其中本科生僅占1.5萬人,這注定外語類畢業生求職之路的坎坷。

近三年來,英語專業的失業量不斷增加,甚至高居榜首,不過,學習英語的人數絲毫並未減少,反而因為連年大學擴招,整個國家學英語的人數不斷增長。今年截至到7月初,僅新東方招收的學員總數達到200萬人。

這正如新東方的周成剛所說:“學英語的熱潮在人們心中從未退去,不過,水漲船高,大家對英語專業的期望值都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