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醫院的挑戰
2010年廣州亞運會前，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的新院區開始運營。新院有200畝地大，麵積是市中心老院的十幾倍，一期建設了200張病床以及一層獨立式的ICU病房。二期工程完工後，總病床數將達到1000張。這家醫院的曆史也很長，其前身是成立於1921年的市立傳染病醫院，是一間基督教會醫院。
2003年“非典”期間，第八醫院是廣州市收治“非典”病人最多、時間最長的醫院，總共收治了確診和疑似病例413例（其中確診265例），接近廣州總確診1283例的1/4。其中收治的第一、第二代病人較多，傳染性較大。其中就包括轉過兩次院、傳染了120多人的周姓“毒王”。
但在收治病人的過程中，第八醫院遇到巨大的挑戰，病房、設備、資源都比較落後，往往要用各種“土辦法”解決問題。“長期以來傳染病醫院的建設相對滯後，條件與環境是比較差，國家也不太重視，沒有什麼投入。”第八醫院院長尹熾標說。在廣東省整體醫療格局中，傳染病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也暴露明顯，尤其缺乏呼吸類傳染病的醫療設施。但“非典”第二年，第八醫院的新院工程就開始立項，迅速上馬，一期工程投資4.1億元，二期建成後總投資達到10億元。
現任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的唐小平，當時擔任第八醫院院長，剛剛上任兩個月。他從傳染病醫生做起，曆任科主任、副院長、院長。2003年1月31日是臘月二十九也是除夕（這一年沒有年三十），唐小平中午還在番禺與艾滋病患者聚會。他有一個習慣，每年春節都會和艾滋病人吃飯。中午他就接到了市衛生局的緊急通知，下午開會，通報“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況。“此前已經聽說了佛山、河源、中山的病例，我心裏還是咯噔了一下，趕在春節前開緊急會議都不會有好事。”唐小平向我們回憶說。
唐小平立即指示時任副院長尹熾標去開會。尹熾標在第八醫院已經工作了20多年，在唐小平擔任市衛生局副局長後，他成了醫院的院長。尹熾標回來告訴唐小平，上級通知我們準備接收病人。“當時我們沒見過病人，也不知道會有多少病人。我心裏稍微猶豫了一下。因為‘非典’是呼吸方麵的傳染病，我們主要病人是肝炎和艾滋病，呼吸疾病救治能力弱，比不上有胸科的醫院。不過衛生局認為我們是傳染病醫院，更有資格接受。所以我們就責無旁貸地承擔了下來，成為收治‘非典’定點醫院。”尹熾標說。
但實際上，在當時盡管第八醫院是傳染病醫院，但其硬件水平並不足以應對“非典”。第八醫院隻有一座住院樓，肝炎、艾滋病和一些雜病都住在其中，隔離條件不理想。在當時連中央供氧都沒有，更不要說負壓病房。大年初一早上，例行的中層幹部團拜會變成了抗擊“非典”動員會，唐小平在會上說；“廣州八院能否完成勝利完成政府交給的任務，能否笑傲江湖，就看大家的努力了！”
於是，除夕之夜醫護人員加班騰空了一層樓，作為“非典”隔離病房，清空一些病號，並連夜準備醫療用品和防護用具。後勤人員開始加班做口罩、隔離衣和帽子。第八醫院有一種自己製作的口罩，有12層棉紗，曾用來應對流腦、流感類呼吸類傳染病，效果很好。醫護人員也取消了休假，上崗待命。
大年初二醫院開始收治病人。最開始來3人、5人，然後7人、10人，最多的一天收30多人。開始準備的一層樓，很快就滿了，馬上就開第二層、第三層。最多的時候同時有三層半樓作為“非典”病房。每層45名病人，總共接近150名病人。最多的時候有30多個人同時上呼吸機。這些病人幾乎個個都要吸氧，當時醫院還沒有中央供氧設備，都要依靠推氧氣瓶過來。一名護士上一個晚班，要換一二十瓶氧氣，還要搶救插管，工作量非常大。
病人病情的加重，又引發了另一個重要問題：沒有正規的ICU重症監護室。“好多重症病號以前就是在一個病房裏，一個單間加上些監控儀和呼吸機。所以後來的重病號我們搶救起來就不太順手，因為重症病人需要插管，維持呼吸，還有監護，我們的地方就不夠用。”尹熾標說。另一方麵，ICU病人需要24小時監控，要求整組的受過專業培訓的工作人員，對他們的搶救技能要求比普通醫生要高很多。但當時第八醫院也沒有這樣的隊伍，護理人手不足，通常采取巡房的方式。
在當時的條件下，唐小平和尹熾標立刻組建了臨時ICU。把重症病人集中起來，每個床配上呼吸機及其他搶救和監控設備，同時加強醫護人員的力量，兩三個護士專管一個病房。第八醫院的人手不夠，在市衛生局協調下，從市一醫院調來趙子文和王凱醫生加強呼吸科的力量，各市屬醫院先後調來60多名護理人員，共同組成了一隻“多國部隊”。
在當時的條件下，避免感染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務。最危險的工作是給病人上呼吸機，這時要把病人的口撐開，把管子插進氣管內，醫生和病人的距離幾乎是零距離。病人受到刺激往往會咳嗽，含有大量病毒的飛沫和呼吸道分泌物就會噴向操作的醫生、護士。
“2月6日我們開始出現第一位醫務人員發燒，後麵到了2月19日，有10名醫生、10名護士一共20人病倒。其中有我們感染科主任蔡衛平。”唐小平回憶說，“他開始有點發燒，以為沒什麼事，還接受了媒體的采訪，但後來一下加重，就轉去了‘呼研所’治療。蔡醫生1.8米的身高，魁梧健壯，病情重的時候，一杯水都無法自己端起來。”最艱難的時候，唐小平想到的最差的結果，就是醫院有可能要封閉關門。
醫護人員陸續倒下感染，讓唐小平和尹熾標確實感到緊張。與傳染病打交道多年，無論霍亂、登革熱都積累了豐富的應對傳染的經驗，但對於“非典”卻心裏沒數。
恐懼更多源於未知。“不知道病原是什麼？病是從哪裏來的？都說是通過呼吸道傳染，但似乎也不僅僅通過呼吸道傳染。”尹熾標說。他也懷疑病原是病毒，“因為衣原體用強力黴素治療兩天三天肯定好，即使是最頑固的衣原體，也肯定會有變化的，哪怕是很小的變化。但實際上用抗生素一兩周都沒作用”。
為了解決傳染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改善空氣循環，形成空氣的單向流通，醫護與病人有各自的通道。但當時情況下不可能對病房進行全麵的改造。於是唐小平、尹熾標就構思了一個“土辦法”。醫護人員從東梯上來，走中間的通道進入病房，病人從西梯門診進來，上了電梯以後，從兩邊進到病房。這樣中間通道就變成密封結構。每個病房外走道都加了一個排氣扇，抽氣出去，形成主動的定向排氣通風，就不會出現空氣的反流。這樣中間醫護人員的通道接觸的都是新鮮空氣。
施工時最初找不到人，沒人敢來幹活。唐小平、尹熾標最後找到並說服了以前在這裏做過維修的包工頭，工人們穿上隔離衣帽進去施工。隨後，病房內又增加了空氣消毒器，使用移動紫外線照射，以及加強擦拭消毒。幾項措施並舉，醫護人員的感染控製住了，他們的心也放下來了。
進入3月後，廣東的疫情得到了控製，逐漸進入了尾聲。4月，世界衛生組織來廣州考察，參觀了第八醫院後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沒有負壓和新風係統的病房竟然要住3個病人。而且除了“非典”病人外，第八醫院還要負責住院的艾滋病人以及無法轉院的重症肝炎病人。
“非典”之後，政府迅速加強了傳染病的醫療資源的建設，將第八醫院從擁擠的市中心遷出，在白雲區嘉禾開辟新院，硬件全麵升級。“政府考慮到我們這個地方太窄了，原先隻有一座住院樓，不同的病人沒有完全分開，又在市中心，周邊沒有隔離帶，對醫院對社區都不合適。”尹熾標說。
新院分為兩大部分，共1000張病床，一部分是專門的傳染病區，另一部分是綜合病區，兩個區域中間還有一個很大的隔離帶。其中500張病床平時收綜合病人，這部分也是完全按照傳染病的標準建造。如果傳染病的500個床位用完了，就可以隨時啟用另一半後備。平戰結合，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
尹熾標告訴我們，在“非典”後，傳染病醫院的發展也形成了新的認識與共識。一方麵，二級以上醫院需要設立感染科，每個城市有一個專門的傳染病醫院。較大的醫院可以保留一部分感染科病房，但不宜太多，因為平時並沒有那麼多病號。另一方麵，專業傳染病醫院要發展為有傳染病特色的綜合醫院。傳染病人也會有一些其他病症，最好能夠在傳染病醫院救治，控製在特定區域內解決，而不是將病人轉到其他醫院。否則不利於對傳染病傳播的控製。“非典”病人就曾出現過多種情況，肝功能問題、腎衰竭、出血、骨折，還有孕婦。“所以現在的傳染病醫院不僅是要治療傳染病。它的定位是有傳染病特色的綜合醫院，也要能治療傳染病人的其他病症。”尹熾標說。
疾控中心的定位
第八醫院新址的隔壁是廣州市疾病預防控製中心。2011年，疾控中心也從市中心搬到了白雲區的新址，麵積從原先的4畝一下擴大到了120畝，建築麵積從1萬平方米增加到了4萬平方米。院內建起了比較完備的檢測試驗設施，包括理化實驗樓、生物實驗樓、動物實驗樓。
“‘非典’暴露出來疾控係統薄弱，基礎建設、人才、儀器都相對落後。技術和專業素質也很糟糕。”廣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鳴對我們說。“非典”之後，國家衛生政策從重治療輕預防，轉向了治療與預防並重。作為公共衛生體係的核心部門——各級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成為衛生投入的建設重點，甚至是衡量公共衛生體係標準高低的標誌。廣東省2003年以來，各級疾控中心的改建項目就達到了109個，包括省疾控中心、21個市級和87個區縣級疾控中心，總投資30.9億元。
王鳴是學臨床醫學出身，但從碩士畢業開始就幹起了公共衛生工作。2001年，廣州衛生防疫站更名為“疾控中心”，“非典”之後新的疾控中心辦公區立項開工，2010年竣工搬遷。王鳴正在忙一件新的工作。廣州市政府最近把“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與評估中心”也放入疾控中心，投資3000萬元，3年建成。主要負責食品安全與風險的評估工作。“現在食品安全的問題很多，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王鳴說，“以前是疾病來了，我們去應對。現在我們的職責還包括對公共衛生的評估和預警，增加了疾控工作的含金量。”
王鳴還保留著2003年1月31日的工作與會議記錄，當時他擔任疾控中心的副主任。這一天上午8點半，市衛生局副局長姚建明在疾控中心召開會議，緊急傳達了《關於印發省專家組關於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報告的通知》。下午13點30分，又召開了全市衛生及防疫緊急會議通報疫情發生狀況。會議到17點才結束。19點，王鳴正在吃年夜飯，就接到了廣醫附屬第一醫院的疫情報告。他和主任杜琳、流行病科科長周端華迅速前往開始流行病學調查。
要達到有效治療，遏製疫情，就需要盡早確定病原體，搞清楚到底什麼才是凶手，如何致病，如何傳播，所謂知己知彼。疾控中心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對傳染病病原的排查。不僅要試驗排查咽漱液，還參與了3例死亡“非典”患者的局部屍體解剖，采集屍體肺組織、支氣管、支氣管黏液、肺門淋巴結、胸腔積液等樣本。2月中旬，疾控中心實驗室通過對屍體解剖樣本進行病毒培養，初步結果顯示通過人胚肺細胞接種的標本出現細胞病變，並在實驗室中成功分離出4株病原體。隨後捕獲了冠狀病毒顆粒和衣原體病毒。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在多國科學家和實驗室的通力合作下，終於確定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體。
為了切斷傳播途徑，就必須追溯病毒從何而來，宿主又是誰？2003年5月，疾控中心進入野生動物市場進行調查，采集商販的血液和動物樣本。他們發現了果子狸與SARS病例直接相關的證據。市場上的果子狸百分之八九十都攜帶有SARS病毒，而市場裏人群的血清抗體陽性率也有一半左右，說明他們都感染過病毒，但是沒有發病。
但調查發現，攜帶SARS病毒的果子狸隻存在於廣東的野生動物市場，其他來源地的果子狸身上則沒有。“國家疾控中心曾在江西、湖南、廣西的果子狸養殖場也做過調查，也沒有找到SARS病毒。”王鳴說。果子狸在某種環境中才會攜帶SARS病毒，原因是什麼，現在還不清楚。果子狸的上一級宿主和傳播者目前也還沒有找到。“這些到現在還是個謎。”王鳴說。
2003年底，廣州市又發生了4例“非典”病例。廣州市疾控中心調查發現，其中一人為經營果子狸餐館的服務員，有兩人都曾經於病發前在這家餐館吃過飯。所以，果子狸雖然不是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但在市場流通中充當了病毒儲存宿主的角色。果子狸身上的SARS病毒是可以傳染給人的。
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和獨特的飲食文化，珠三角地區對野生動物的需求很高，全國各地飼養的野生動物大多銷往廣東，廣州市野生動物市場是全國各種野生動物的重要集散地。2003年5月，廣州省將果子狸等清除出野生動物市場，但8月下旬多種野生動物再度回流。年底再度出現新發病例。2004年1月，廣州市政府嚴格禁止市場出售果子狸，對果子狸進行撲殺，阻斷了病毒的傳播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