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王鳴還想搞清楚SARS病毒是否依舊存在。他又去出售野生動物的市場，抽取了100名從業者的血樣化驗，沒有找到抗體，他們都沒有遇到這種病毒。“很可能SARS病毒已經在自然界消失了。”王鳴說。
值得注意的是，疾控中心發現SARS病毒的傳染性因人而不同，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賣果子狸的、宰殺果子狸的人未必感染，但服務員和食客卻被感染了。”王鳴說。這樣的例子在後來的禽流感中也曾出現。SARS病毒的傳染規律現在也未能搞得特別清楚。
每天統計病例是“非典”時期疾控中心的一項重要工作。最初通過電話報告或者傳真，數據統計比較混亂，因為患者可能先後在不同的醫院就醫，會造成統計的重複。隨後，疾控中心設計了電腦報告，直接剔除重複統計。最初隻是報數，後來是報詳細的名單。重點監控學校、社區，同時將流動、農業人口也納入監測視線。每天彙總的數字，通過發布會和媒體傳遞給公眾，使疫情發展狀況更加透明，直接促成了疫情信息發布製度的形成。
傳染病流行後，醫院負責救治工作，疾控中心則要提供預防控製的策略，釜底抽薪，防止傳染，為公共衛生築起一道大堤。
讓王鳴至今還自豪的，是廣州市疾控中心在“非典”早期很快就製定了“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消毒隔離指引”，這是全國第一份較為詳細的針對“非典”預防的工作指引。隨後疾控中心在很短的時間內連續起草了13份“防治指引”，包括“院內消毒隔離要求”、“防治工作方案”、“流行病學調查采樣檢驗要求”、“消毒指引”等，構成了最初預防控製策略體係。這些方案上報到國家疾控中心，並轉發到其他地區作為參考，“甚至連錯別字都沒來得及修訂”。
“今天看這些方案難免粗糙，不過在當時還是很有用的。更重要的是，時間迫切，必須爭分奪秒，所以難免倉促，但‘非典’流行早期別的地方專家也沒有太多的經驗。”王鳴說。
為了控製疫情的蔓延，廣州市疾控中心最先提出了“居家隔離”的方案。由於“非典”患者的接觸者過多，醫院無法為他們提供隔離和觀察的空間，所以疑似病例和接觸者采取“居家隔離”。這實際上是以社會動員的方式彌補了衛生資源的不足，直接切斷傳播途徑，既實際又管用。
“非典”之後，衛生政策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向，即從重視醫院治療忽視公共衛生建設，轉向了治療與公共衛生並重。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公共財政的轉向。“非典”之前，疾控中心的大部分收入需要自己去通過有償服務去獲得，公共財政隻提供少部分資金。“非典”之後，政府對於疾控中心的公益屬性認識更明確了。根據廣東省衛生廳給我們提供的材料，廣東省21個地級以上市的疾控中心，都已經實現了財政全額撥款，省疾控中心和湛江、韶關、潮州、佛山等市疾控中心實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大部分市、縣級疾控中心已納入公益一類事業單位管理。
“以前我們的收入是全部靠自己，現在由國家供養，自己的創收隻是少部分，這樣就可以把精力更多集中在公共衛生上麵。”王鳴說。廣州市疾控中心現有編製320多人，今年還要增加幾十個新編製。
在業務上，“非典”後疾控中心的工作重心也發生了變化，從事後應對轉向事前預防，加強了對於公共衛生風險的防範和預警。廣州市疾控中心每年都會對當年可能發生的公共衛生事件進行預測與風險評估。比如發生登革熱的概率有多大，通過對蚊子滋生密度、積水範圍、蚊子幼蟲數量的數據采集和分析，給出評估報告，由政府進行決策。“我們每年會對城市的公共衛生安全，建立預警機製和分析體係。做這些工作，也是源於經曆了‘非典’後的經驗。”王鳴說。
“非典”對於王鳴最直接的觸動，就是重視科學的價值。他至今還遺憾於沒有最早確認“非典”病原體就是SARS病毒。“香港從淘大花園的調查，掌握了氣流對‘非典’傳染的影響，這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盡管香港的病例不是很多，但是對疾病的傳播途徑和規律提出了很科學的見解。”王鳴說。
“‘非典’的深刻之處，正是在於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親曆者和後來者的工作、生活及政策製定的方方麵麵。更警醒我們，銘記曆史才能更好地活在當下。”王鳴說。
一個人與一群人
“非典”之後的10年，唐小平的身份發生了變化。
2002年9月底，他被任命為廣州第八人民醫院的院長，是當時廣州最年輕的三級醫院院長。2008年3月，他被調到廣州市衛生局擔任副局長，成為一名專家型的衛生官員。“以前作為一個醫生，考慮的是每一個病人的健康；現在我考慮的是一群人，一座城市所有人口的健康問題。”唐小平對我們說。
唐小平研究生畢業後，就開始從事傳染病領域的臨床和研究工作，主要方向是肝炎和艾滋病。2003年“非典”爆發時，他擔任院長的第八醫院收治了廣東最多的病人。唐小平還記得他的一名“非典”患者，是一名年輕人，恐懼痛苦得想要自殺。唐小平查房的時候告訴他，很多人都康複出院了，應該有信心。年輕人渡過難關後恢複了健康。第八醫院400多名患者中（其中確診265人），隻有12人死亡。
3月，香港“非典”疫情爆發，唐小平和鍾南山同被香港聘為顧問。疫情平息後，他去馬來西亞出席世界衛生組織的第一屆“SARS大會”，並做學術報告，還曾受邀去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做SARS學術報告。唐小平認為，國際上對中國“非典”疫情的處理方式與效果十分認可，“因為我們的死亡率是全球最低的。尤其在廣東省還不到4%（廣東省衛生廳統計治愈率96.2%）”。
但另一方麵，“非典”就像一麵無法妥協的鏡子，照出了更多的問題。
“‘非典’之前幾十年，我們都沒遇到這麼嚴重的傳染病。公眾甚至對傳染病的觀念已經淡薄了。包括醫務人員，很多實習醫生都不去傳染科實習，甚至一些傳染病醫院麵臨生存危機都改行了。疾控中心的建設也很薄弱，基層疾控係統條件就更差，在大疫情麵前捉襟見肘。”唐小平說，“同時，政府管理機製不到位，各部門缺乏協調，缺乏應急處理預案。無論信息發布、疫情通報、社會動員都是臨時措施。”在這個意義上，“非典”所反映出的是醫療、公共衛生、應急能力與社會建設的多方麵危機。
在唐小平看來，“非典”所帶來的最大收益，即“我們對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認識和觀念發生了轉變”。這不僅直接增加了公共財政對於衛生醫療資源的投入力度，大幅償還欠債，提高硬件水平；在應急體係建設上，推行公共衛生領域的“三製一案”——體製、機製、法製與各種應急預案。通過健全的體係、製度體係，去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這些成果也被應用於自然災害及其他重大事件的處理。
“非典”之後，各級“應急管理辦公室”開始設立，成為處理突發事件的指揮中心。從國務院到省、市、區縣、重點醫院、疾控中心都設立相應機構，構成了一個一個應急指揮係統。“非典”時期，各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即使在醫療係統內，醫院也所屬不同，有省屬、市屬、教育部所屬、軍隊所屬及行業所屬等，指揮不順暢。“非典”之後，醫院全部由屬地管理，資源統一調配。到2012年11月，廣東省共有16個市衛生局設置了衛生應急機構，廣州市大部分區衛生局都成立了應急辦。“在更基層的單位，即使沒有應急機構，也會有專人來負責這些事情。”唐小平說。
在過去10年的時間裏，廣州市已經製定了各種衛生應急預案數十個，涉及鼠疫、流感大流行、禽流感、登革熱大爆發，食物中毒，大型場館倒塌，核輻射，生物、化學襲擊，重大自然災害等多方麵的醫療衛生應急，並成立相應的專業的應急專家隊伍。各應急隊伍，每年都會組織有針對性的演練和培訓。
廣東省還組建了318名高級職稱專家組成的衛生應急專家庫。成立了覆蓋傳染病、食物中毒、職業中毒、重大事故、核和輻射、反恐怖、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抗洪救災等專業的省級專家隊伍12支。
“在亞運會期間，我們還要求哨點醫院，包括綜合醫院、兒童醫院、社區醫院，以及學校、幼兒園等對發熱、皮疹、黃疸、腹瀉、結膜充血等症狀進行上報，與曆史數據對比，隨時判斷可能發生的情況。在藥店我們也會監測感冒藥的銷售數量。”唐小平說，“此外，珠江水、蚊子、老鼠等也在監測範圍內，看看水中有無病原體及含量、蚊蟲密度和老鼠帶毒情況。”
廣東作為一個特殊區域，是內地與港澳的出入口，也是國際交流的大通道。在“非典”時期，粵港澳地區就已迫切需要疫情信息共享，應對方案的交流與協作，需要形成聯動機製。
廣東最先發生疫情，香港希望了解廣東的信息，還要繞道北京得到通報。“非典”後，廣東省開始建立起了粵港澳傳染病防治合作機製。粵港澳三地指定聯絡員，每月15日交換當月的《傳染病監測月報》，相互掌握各地發生的法定報告傳染病疫情，確保發生重大傳染病時，有關信息及時向社會發布。三地衛生部門根據聯合防治傳染病工作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舉行相關會議，成立粵港傳染病防治專家組。三地采取輪流主辦的方式，每年舉行一次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傳染病防治合作聯席會議。
2012年11月，在廣州剛剛召開了第11次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席會議。“港澳傳染病信息簡報都會定期發到我的信箱，隨時可以了解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大家都清楚，傳染病是沒有區域界限的。”唐小平說。
“非典”還完善了公共信息發布製度，並直接催生了各部門新聞發言人的產生。唐小平本人就還兼任著廣州市衛生局新聞發言人的角色。“艾滋病的防治是唐小平的老本行。10年來廣東省艾滋病快速上升勢頭被遏製，根據廣東省衛生廳提供的數字，全省吸毒人群感染率從2005年的3.8%下降到2011年的1.9%。10年減少了約12.4萬艾滋病人，減少社會經濟損失400多億元。“近兩三年，每年新感染人數都是5萬左右，基本穩定了，沒有大幅度飆升。”唐小平說。
采訪唐小平時，他正在關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衛生部為此已經下發了相關文件。當時中東已報告了12例感染，死亡6例，死亡率非常高。“人類掠奪式開發，導致自然環境的快速惡化，新的、未知的傳染病可能爆發，舊的傳染病也可能死灰複燃。”唐小平說，“人類始終會麵臨傳染病的危害。而且醫學通常無法預測新出現的傳染病，隻能在發生後不斷去認識它，我們的認識也始終是滯後的。所以，我們必須時刻警惕著。”
鍾南山
在廣州采訪的十幾天中，我們一直努力聯係10年前的“關鍵先生”——鍾南山。但鍾南山實在太忙了，春節在惠州短暫休假後又馬上投入了工作。每次給他打電話，他都用低沉的聲音說“正在開會”，或者“正在ICU搶救病人”。
“非典”之後，鍾南山主持的廣州市呼吸病研究所（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也獲得了新的發展，一座29層高的新樓拔地而起，立於珠江北岸。當年鍾南山的ICU病房成為一座諾亞方舟，挽救了眾多生命。在新樓的6層，鍾南山又建了一座有21張病床的大型綜合ICU，更大也更先進。很多時候，鍾南山親自在這裏工作。ICU病房外的牆上寫著他們的座右銘：“ICU是戰場，無論病情多麼危重，都要全力以赴，讓病人知道我們在一起。……隻要我們的心在一起，就能無懼困難，就能共同進步，就能創造奇跡！”
在專業領域，鍾南山把很多精力投向了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種常見病、多發病，我國每年患慢阻肺的人數達3500萬，死亡人數達100萬，致殘人數達500萬至1000萬。鍾南山認為，慢阻肺急性發作不僅會加重患者及醫療資源的負擔，而且會加速患者的致殘和死亡，應加以預防。2008年，由他領銜、23家醫院參與的臨床試驗表明，一種常用的廉價祛痰藥物——羧甲司坦，可減少24.5%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發病，慢阻肺常規治療費也可下降85%。
關於這項研究的論文，發表在國際頂級醫學雜誌《柳葉刀》上，並以最高票數獲得“2008年度優秀論文”。而該項治療方法已被列入世界衛生組織《全球慢性阻塞性肺病防治指南》中。
10年之間，鍾南山的職務並沒有變化。他今年已經77歲，依舊擔任廣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長。但另一方麵，他已經徹底成為公眾人物，不僅僅隻是一名受人尊敬的醫生或者中科院院士。人們更願意聽聽他對醫療改革、空氣汙染、城市交通、政府投資的看法。
每周四下午都是鍾南山的門診時間，但由於繁雜的事務，他已經不可能保證每周都出現。但找他看病的人依舊絡繹不絕。護士告訴我們，現在的病人還是2007年做的預約。一位醫生還在看6年前預約的病人，是醫生的榮譽還是患者的無奈？鍾南山的一位同事對我們說，也許他更願意把麵對媒體的時間省出來，可以多看兩個病人。
鍾南山所體現的“奉獻、開拓、鑽研、合群”的精神也被總結為“南山風格”，被廣泛學習。在“呼研所”對麵的公交車站上有一幅廣告，鍾南山穿著白大褂麵露微笑舉著“文明廣州”的標語，他的左右是兩名廣州優秀的誌願者。此時鍾南山的身份是“廣州誌願者形象大使”和“首屆全國道德模範”。這是“非典”10年後，還留存的一筆精神財富。
（實習記者張若凡對本文有很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