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非典”10年：傷痛與重生
封麵故事
作者：李偉
正如一位親曆者所說：“‘非典’的深刻之處，正是在於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親曆者和後來者的工作、生活及政策製定的方方麵麵。更警醒我們，銘記曆史才能更好地活在當下。”
最初的患者
春節之後的廣東已經很暖和，愛美的姑娘們迫不及待地穿起了短裙。而郭仕程還套著一層棉褲，天氣冷的時候甚至要套上三四層褲子。他還托去新疆的朋友幫他帶回厚羊毛褲。在和我們確認賓館有電梯後，他才答應過來。因為他根本爬不上樓。
今年51歲的郭仕程從來沒有想到，10年前自己會被卷入一場曆史大事件中，並成為一個關鍵人物。而接下來的10年他又始終不斷被痛苦所折磨，甚至受到歧視。他是全國第二個非典型性肺炎的上報病例。盡管撿回了一條命，但是落下了股骨頭壞死的後遺症，前後支付了70餘萬元的治療費，沒有報銷，都是自己承擔。
2002年的12月，郭仕程感到喉嚨不舒服，有些發炎。他去河源市中醫院看病，打了幾天的吊針都不見效果，反而咳嗽了起來。他又去了河源市人民醫院就診，醫生懷疑他肺部有問題，安排他做檢查。做完檢查的下午，郭仕程突然發高燒，溫度超過了40攝氏度，馬上就住院了。
他對麵病房住著另外一名病人，名叫黃杏初。黃是一名做客家菜的廚師，長期在深圳的酒樓工作。不久前因為發燒咳嗽回老家休養，後來便住進了河源市人民醫院。黃杏初病得很嚴重，高燒不退，很快轉院去了廣州軍區總醫院。郭仕程後來知道，黃杏初便是後來第一例“非典”上報病例。他懷疑自己是由黃杏初傳染的。
黃杏初走了後，郭仕程的病情也不見起色，退燒針打下去，溫度降下。但藥效過了之後，依舊高燒。住院三四天後，郭仕程也申請轉院，去的是鍾南山任所長的廣州市呼吸病研究所，也就是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郭的弟弟找了一輛車拉上他去廣州。郭仕程覺得自己精神尚好，不發燒的時候還開了一段車。
但是到了廣州“呼研所”後，他病情迅速惡化，高燒昏迷，馬上就住進了ICU（重症監護室）進行搶救。由於高燒不退，用了很多激素治療。他逐漸脫離了危險，在病房裏度過春節後，外麵的疫情已經爆發了，醫院人滿為患，床位緊張。鍾南山告訴他：“你好了，快走吧。住在這裏也沒好處。”
郭仕程又回河源市人民醫院住了一個月。他是坐著輪椅出院的，站不起來，也沒有力氣走路。事實上“非典”後的第一年，他都沒有能擺脫輪椅。2003年底，他開始渾身骨頭痛。這時候，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打電話給他，要他去做複查，此後連續進行了六七年的跟蹤檢查。複查中發現，他患上了“非典”後遺症——“股骨頭壞死”。
郭仕程開始了漫長的治病之路。廣東省內的大醫院都跑遍了。後來在廣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做了手術，從雙腿腓骨上取骨進行了股骨頭關節置換。他還去了北京最有名的骨科醫院積水潭醫院求診。家人半夜兩點鍾排隊，掛了骨科主任的診療號。他告訴醫生，他是“非典”的第二例上報病例。北京的專家安慰他：“你已經不錯了，手術之後至少能站起來，還能走路。”
郭仕程雖然能一瘸一拐地行走，但是疼痛仍舊折磨著他。尤其天氣變化時，渾身骨頭劇痛，必須要吃大量的止痛藥來維持。盡管他不胖，但血糖和血壓都很高，也是“非典”後的症狀。醫生叫他控製飲食，他每餐隻吃一點飯，常餓得頭昏眼花。他還出現了肺部纖維化的情況，冬天經常咳嗽，但與骨頭的疼痛相比已不算什麼了。
生病那一年，郭仕程41歲，做點小生意，有一兒一女，日子過得還算平穩。“非典”出院後，他便喪失了勞動能力。他站起來的時間不能超過半個小時，出去散步走一會兒就要坐一下。坐著的時間也不能太長，不然腰會很痛。“跟你們談話，已經是坐得最長的一次了。”郭仕程說。他不能在外麵停留太久，最怕的是大便。他的雙腿完全蹲不下去，必須用馬桶。所以他也很少去串門。好在現在住在妹妹的一間一樓的房子，無須走樓梯。
治療“非典”，他花了39萬多元的醫藥費。自己出了20萬元，又從親戚那裏湊了20萬元。這10年來為了治療股骨頭壞死和其他後遺症，他又陸續花去了30萬元。這10年的醫藥費總共達到了70萬元。幾年前，他不得不賣掉了房子，換40萬元治病。而現在他每個月的藥費依舊要上千元。郭仕程很早就從單位下崗，沒有上過醫保，隻能自己負擔。
因“非典”而起，他不僅失去了好身體，也不斷貧困，借下了一堆債務。因為是最早的“非典”病人，而且沒有參加醫保，郭仕程沒有得到報銷和補助。很多年來，他去各級政府反映問題，希望能夠幫他解決一些費用問題。但始終沒有得到回應。隻有香港紅十字會給了他2000元補助。現在的生活更多依靠子女的幫助。
除了身體的衰弱，我們問郭仕程這些年還有哪些變化。“更孤獨了。”沉默良久後郭仕程說。即使“非典”已經遠去，沒有新發病例，他還常常感到歧視。有時他去政府機關辦事，或者找人聊天，不管冬夏，別人都會立刻把門窗打開，通風排氣。而他也有隻有訕訕地退出。
我們到河源的第一天，就去紫金縣東方村去尋找第一名上報病例——黃杏初。媒體對黃杏初的追逐，在10年前就曾熱鬧過一陣，甚至刊登了他工作酒樓的名稱，搞得生意全無。黃杏初也隻好辭工回鄉，隱居起來。2003年“非典”疫情後期，他短暫出現在公眾麵前，澄清並沒有拖欠醫藥費。此後便消失於人海，杳無蹤跡。
黃家三層半的樓房還在，但大門緊鎖，院子收拾得幹幹淨淨，看不見任何生活用具，顯然已經好久無人居住。黃氏族人們告訴我，黃家幾年前就已經搬走，很少回來，黃本人“身體恢複得還不錯”，還在臨江鎮開了自己的餐館。黃杏初現在很怕被人找到，他甚至改了名字，希望與過去做一次徹底的切割。
地方醫院和基層醫生
如果不是因為“非典”，醫生葉鈞強的命運不會因為30多公裏外的黃杏初而改變。1999年，他從上海的鐵道醫學院畢業，回到家鄉河源市人民醫院工作，分配在呼吸科。
作為一名基層醫生，他的工作一直很忙。我們在河源兩次采訪了葉鈞強。第一次是在中午吃飯時，他本來應該早上8點下夜班，但又連續收治了兩名重病號，一直忙到12點。第二次是在周六傍晚去醫院給他拍照。下班是在16點多，但因為要參加了兩次會診，一直拖到18點多。拍完照已經是19點後了，他在辦公室喊了一聲：“我終於可以下班了。”
黃杏初住進醫院，大概是在2002年的12月中旬。當時他已經在深圳病了一個星期，熱度越來越高，並且伴有劇烈的咳嗽。因此，來到了河源市人民醫院。
醫生將其收進了內一病區住院，負責他的是醫生葉鈞強。病人住院後，繼續高燒、咳嗽，後發展為呼吸困難。正常人每分鍾呼吸約在18次左右，可他竟然達到了近40次，像剛剛一口氣爬上了10層樓般地喘氣。
第二天一早，葉鈞強醫生走進病房查房，隻見病人頭上、胳膊、大腿、股溝處都放著冰袋。由於各種退燒藥都無效，夜班醫生用冰袋給其物理降溫。盡管如此，病人仍然有近40攝氏度的高燒。拍片檢查，發現兩肺都有陰影，表現出較重的肺部感染。10年之後，葉鈞強還記得看黃杏初胸片時的詫異，“他的氣管內膜已經纖維化，肺像玻璃似的，這樣的胸片從來沒見過”。
對於這個病人，護士肖冬梅和周萍（化名）也印象深刻。因為他高燒不退，用抗生素也不管用，非常頑固。晚上值班時要經常去照顧他。
按照葉鈞強的記憶，黃杏初因為病得太重，隻在河源人民醫院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便決定將他轉院到廣州軍區總醫院呼吸科。葉鈞強和另一名護士隨車護送。回程時由於司機在高速公路上迷路，他淩晨4點多才回來
正是流感多發的季節，葉鈞強第二天照常工作，又連忙了幾天。葉鈞強的發病是在12月24日，那天正好是平安夜，他發燒了。開始咳嗽，隻是幹咳，沒有痰，再去拍片檢查，發現肺部有陰影，作為呼吸科的醫生，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炎。但他還不知道，自己是第一位被“非典”感染的醫生。“‘非典’讓我從此認識到，作為一名醫生是有職業風險的。”葉鈞強說。
住院後，症狀發展很快，咳嗽、氣促，葉鈞強的呼吸每分鍾已經到了30多次。肺部炎症發展也很快，兩肺都有陰影。與此同時，包括肖冬梅、周萍在內的8名醫護人也都病倒了。症狀全部一樣，發燒，咳嗽，呼吸困難，肺部陰影。而他們都曾參與黃杏初和郭仕程的救治、護理工作。這顯然是一起嚴重的傳染病感染。河源醫院當晚召開了緊急會議，立即在呼吸科辟出專門病區，將患病的醫務人員無論症狀輕重，全部收進住院。同時將情況向廣東省衛生廳領導彙報，請求派專家組來河源會診調查。
專家組離開後，《河源日報》也發布了關於疫情的報道。李遠飛是當時報社負責社會新聞版的主任。10年之後，他向我們回憶說：“那天晚上，我們報紙的一把手在市長家裏討論這條稿子，兩人逐字逐句推敲，我在報社一直等到了夜裏兩三點鍾。報道中提到，河源發現了病例，初步命名為‘不明原因的非典型性肺炎’。文章結尾說，‘尚未形成疫情’。”這是國內第一篇關於“非典”的公開信息與新聞報道。
當時河源已經出現了“搶醋”、“搶鹽”、“搶藥”的恐慌狀況，一支10元左右的普通抗生素在藥店賣到了80元，羅紅黴素也被賣斷了貨。“如果說這10年最大的變化，我認為信息公開的透明度和力度在不斷加大，讓老百姓知道真實情況是消除恐慌的最好方法。”李遠飛說。他現在已經離開《河源日報》，任河源市社會工作委員會專職副主任。
周萍起先以為自己是感冒。拍了胸片，醫生看後覺得奇怪，認為是結核，建議她吃羅紅黴素。但是三天後，病情也沒有好轉。她家住在七樓，走到四樓就開始大口喘氣，這在以前是從沒有過的，說明呼吸功能已經不好了。再過一段時間，她感到更加虛弱，渾身發冷，出現咳血。隨後她接到醫院通知，要她去拍片子。結果肺部陰影擴大得非常迅速，她隨後也住院了。
葉鈞強病得很重，被迅速送到了廣州軍區總醫院。“前麵三天在監護室裏我什麼都不知道，每天都39.5攝氏度以上的高燒，但是沒有用激素。我不停地喝水，最多一天喝了10暖瓶水。後來又在監護室住了兩個星期，醒來問今天星期幾了。”葉鈞強說。
陪護葉鈞強的弟弟也有過短暫的發熱，但很快就好了。同住一家醫院的黃杏初家屬也有類似的狀況，但因為不嚴重並很快痊愈，也沒有在意。但葉鈞強一直很嚴重，他前後在醫院住了3個月。
肖冬梅和周萍的治療時間並不長，春節前就出院了。經過短暫休息後又重新投入治療“非典”的工作中。她們兩人還捐獻了“血清”，救治北京的老軍醫薑素椿。
但“非典”不像感冒，病好後人能很快複原。在很長時期內，周萍感到疲勞和虛弱。即使連買菜做飯這樣的家務都感到很艱難。有段時間，她和丈夫、孩子分睡，害怕傳染給家人。“我躺在床上感到很冷，而且一直都暖和不過來。”周萍說。即使今天，她依舊不希望被人知道她曾受到感染，不希望被拍照，害怕受到歧視，害怕連累到家人。
肖冬梅康複後，身體一直貧血。她很慶幸當時隻有1歲的孩子留在公婆家照顧。“盡管我曾是‘非典’患者，出院後也參加了‘非典’的救治工作，但我一直害怕看關於‘非典’的新聞、電視片、圖片，不願看任何的報道。想起來都會起雞皮疙瘩。也許是後怕吧。”肖冬梅說。
葉鈞強病愈後出現了肺部纖維化的後遺症。每年國慶節後到第二年的“五一”，他都會持續咳嗽。這種病需要吃一種叫“富露施”的藥。但價格較貴也無法由醫保支付，葉鈞強隻吃過一個月的捐贈免費藥。“我以前身體很好，在球場上踢後衛，現在差很多，附近的小山都爬不上去。”葉鈞強說。
“非典”之後，葉鈞強把呼吸內科學、感染病學和危重症醫學當作自己的專攻方向。2003年他去廣州軍區總醫院呼吸內科進修一年，2006年又在軍區總醫院的ICU進修學習6個月，2007年到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參加國際技術培訓。“人類的曆史已經有數萬年了，但對於疾病、病毒的科學研究不過是近代以來的事情，未知的東西依舊很多。經曆了‘非典’後，我更願意把精力用於探索這些未知的領域，通過自己的努力，知道的多一些。”葉鈞強說。
河源人民醫院的曆史很久，其前身是瑞士巴差色教會在1906年創辦的仁濟醫院。在“非典”爆發的2003年，醫院的規模很小，隻有200張病床，位於老城中心，要服務300多萬人。河源地處山區，也是廣東相對落後的區域。醫院設施差、待遇低，很難吸引人才。醫院副院長王步雲回憶說，當年副主任以上職稱的醫生全院才有9個人。
“非典”中，基層醫院能力不足的問題暴露出來，救治能力弱，規模小，設備落後，消毒、感染管理不規範。2002年，河源市醫院還沒有一台標準的救護車。“說好聽了是救護車，其實就是金杯麵包車把後麵的座椅拆掉。”葉鈞強說。
“非典”之後，廣東省開始投入資金加強了地方醫院的建設，平衡醫療資源。“我們不能總把病人往廣州送吧。”副院長王步雲說。
2006年新醫院在城市新區開工建設，一期投資3.5億元，按照三甲醫院的標準設計，2009年建成啟用。原老醫院留給了市中醫院使用。新醫院的病床數從此前的200張上升到了700張。還新建了一座4層的感染樓，按照負壓病房設計，有94張病床，以應對呼吸類傳染病。今年開始新醫院的二期建設，建成後病床將增加至1500張。在王步雲看來說，醫院壯大後最明顯的效果是能吸引和留住人才了。10年間，醫院副高以上職稱的醫務人員直線上升，由9人增加到了173人，今年申報後要達到2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