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狀病毒
從3月3日“兩會”開始，我們的研究反而沒那麼緊張了。我就跟鍾南山商量，在廣州也做一個實驗室，從3月3日到3月18日，這兩周半的時間，我在香港廣州兩頭跑。這時候，香港的SARS也爆發了，威爾斯親王醫院大量醫護人員感染，有了本土的病人標本，佩裏斯這一組的研究，開始更注重香港本地的標本，通過係主任袁國勇，他能夠更便捷地拿到香港的標本。
我記憶裏，是差不多3月18日，實驗室終於把SARS病毒種出來了，3月19日我們開了一個網上會議，佩裏斯就告訴我，我們有一份病毒了，比美國人早。港大正式對外宣布是3月22日晚上，但我們真正知道這是冠狀病毒還是第二天。3月23日早晨，袁國勇、我、佩裏斯和另外一個同事，四個人一輛車，去香港政府的病毒實驗室，我們一起去看病毒的片子，看了幾百張，確認是冠狀病毒。等我們回到瑪麗醫院，美國那邊的電子郵件就來了，他們找到的也是冠狀病毒，我們比美國早12～24小時找出病毒。這就是港大領先的時間。
說到冠狀病毒，我有一本師傅留下的很舊的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本書，《脊柱動物病毒學》。早在2月18日，我坐在那裏翻，在某一章停下來，講的就是IBV，一種鳥類的冠狀病毒，我就在這頁夾了一個標簽，讓我的一個學生去查一下，IBV現在叫什麼名字。結果他沒有去查，他做科研的態度很不好，不負責任，這讓我很生氣，SARS之後就炒了他。不過我也不遺憾，冠狀病毒的結果最後還是沒有逃出我們的實驗室。
可是，接下來的事情卻不太愉快，我認為論文應該把鍾南山他們也加進去，因為我們的課題是從跟他們合作開始的。但袁國勇和佩裏斯不同意，理由是這個病毒是用香港病人的標本分離出來的，而不是內地的標本。這太不厚道，鍾南山給我們的標本，讓我們至少提早起跑了20天，怎麼可以說沒功勞？而且，內地的標本並不是分離不出病毒，2月19日我取的標本，我這一組自己分，後來就分離出病毒了，那個病毒就是目前人類最早的SARS冠狀病毒，叫廣州50（G50）。最後佩裏斯寫出來的論文裏，依舊沒有提到我們任何內地的合作夥伴，我很生氣，跟他大吵了一架。這個事情，讓我看到每個人都有自私的一麵，這也是讓我覺得很遺憾的地方，SARS研究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提升的過程，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團隊分化的過程。
SARS的研究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一，SARS是什麼，第二，它從哪裏來？找到了冠狀病毒，是完成了第一步，那麼接下來就是第二個問題，它從哪裏來？關於這個問題，4月份我腦子裏已經有了一個方向。
我可以畫一個很簡單的圖給你看，人類已知的冠狀病毒有兩種，一組跟牛身上的相同，一組在家禽家畜身上，這兩次都與家禽家畜有關。當時全世界的冠狀病毒隻有8株病毒。從進化角度來講，病毒是從鳥類到哺乳類；從曆史來講，人可能已經得過兩次SARS，這兩次都與家禽家畜有關。我也注意到，廣東的很多患病者是餐館的人，接觸野生動物比較多。這個分析圖一出來，我就有了三個判斷：第一，病毒是從野生動物而來；第二，宿主是哺乳類；第三，宿主不可能是稀罕動物，因為病毒永遠不會找很稀有的動物做宿主，它要生存好，宿主的數量越大越好。
禽流感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2003年，它偶爾傳播到人身上，但是沒有人傳人，SARS應該隻是2002年月11月16日開始，到了2003年1月30日，就出現了人傳人的超級傳播者，隻有兩個月時間，證明這個病毒肯定是從跟人類比較相近的動物而來，才能少量轉化就形成人傳人，更證明它是哺乳類。如果是禽鳥的，它還會分出去。這就跟我做病毒進化是一模一樣的，宿主、特性、進化過程，等等。所以，我的方向就非常清晰了，是野生動物，不是太少的，是哺乳類的，你就這樣找。
發現宿主
4月12日廣州有一個新聞發布會，袁國勇、我和鄭伯健三個人去的，這一方麵是要給內地的同仁一個交代，因為港大的第一篇論文沒有提到鍾南山和他的團隊，另外也想統一認識，希望內地不要再有兩個聲音，還在說病毒是衣原體。等火車的時候，我就跟鄭伯健說，我想來想去，有種動物可能性比較大，就是果子狸，狸字我當時還不會念，問鄭伯健怎麼讀。在火車上，我也跟袁國勇說了，結果4月16日下午，袁國勇就在香港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用粵語告訴媒體，他認為這個病毒是從果子狸來的。這讓我很驚訝。
4月份很多研究機構已經開始尋找SARS的動物宿主，但都沒有結果。我在忙著寫關於SARS的論文，一直到5月5日才結束。5月8日上午，我帶了一個學生去深圳，跟深圳衛生局和CDC的人開會，會上也有深圳市林業局和市場管理部門的人。我把自己對於SARS宿主的分析告訴了他們，開完會，下午三四點，我們就到深圳市東門市場去做野生動物取樣了。動物標本要取的是血液、糞便、肛拭紙和咽拭紙。這個下午，我們取了9個動物的標本。第二天，5月9日，又取了16個動物。這25對標本，包括了8種動物，其中果子狸我們取了6個標本，我就是很明確的奔著果子狸去的。
我們整個團隊才七八個人，5月9日返回香港，整個團隊都很累了，我讓他們5月10日休息一天，第二天開始在實驗室全力以赴。當天我就跟鄭伯健去了廣州，當時我們已經準備跟鍾南山院士用病毒的滅活液做疫苗。走之前，我就交代我的學生，每個標本要設三對碼，代表頭體尾，25對標本，每個都要這樣做。很快，5月11日下午一兩點鍾，實驗室就已經有了結果，學生給我打電話說：老板，有陽性。我馬上坐直通車從廣州趕回來，進實驗室，讓他們把所有照片拿給我。我隻把25個標本裏，三個結果都是陽性的拿出來，就是這些了，其他都不是。病毒在傳播中，它並不知道哪個動物喜歡它，哪個動物不喜歡它，所以，有的動物雖然被病毒傳播上，但是不能完成複製，隻有一部分存留，全部結果是陽性的，證明病毒已經很好地完成了複製。
5月13日，我再去深圳取標本，在深圳市衛生局開會時就沒有心思了，隻想快點結束去取樣。跟我合作的深圳CDC的何雅青注意到了我的心神不寧，問我是不是已經做出了什麼結果？我說，我們把5月20日設為“D-Day”吧。她愣了一下，因為她不知道“D-Day”的意思。
當晚取完標本回到香港，我們課題組在實驗室日夜加班。5月18日淩晨，兩株病毒的基因全序列做出來了，這個基因很大，我們用常規方法做，做出300多個序列，再拚成一個長鏈。我的徒弟做到深夜1點多的時候，臉都累得變色了，他來找我說：老板啊，我可能犯錯了，拚不出來，怎麼拚都有錯誤。我就自己在計算機上拚，我拚出來之後，跟他說：你對了，我們找到了！為什麼我們的結論相反，因為我們從果子狸身上找到的一個病毒的基因序列，比人身上的病毒基因序列多了29個核苷酸，而且隻有2月11日以前的標本病毒有這29個核苷酸，以後的標本就沒有了。我的學生以為自己錯了，但這其實是病毒的適應能力，這部分的核苷酸，在傳播的過程中丟掉了。根據病毒進化原則，我說我們這個是對的，我們找到了原始病毒。而且，除了這29個核苷酸，你把整個基因拿來比較，果子狸身上找到的病毒，與人類身上的病毒，有99.8%的同源性。這說明，野生動物市場，真的是人類的感染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