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管軼：“狩獵”病毒，追蹤SARS源頭
封麵故事
作者：王鴻諒
見到管軼是2月22日下午，在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實驗樓五層，可以眺望山景的寬敞辦公室裏。他剛剛結束三天的國際會議，從日內瓦返回香港，看不出長途飛行和時差的疲倦，沏上一壺大紅袍，談起病毒，神采飛揚，眼裏熠熠發光。“我是獵人，就是來圍捕病毒的。”管軼說，他就是帶著這樣的使命感從美國回到港大工作的。為什麼港大的流感實驗室能夠最早找到SARS病原體是冠狀病毒？為什麼他的課題組可以最早確定SARS病毒的宿主是果子狸？管軼的答案足夠自信：“因為我們一直在做動物流感，有足夠的研究經費，有專業的研究團隊，有病毒反應係統，我們早就準備好了。”
尋找標本
2003年初，在江西老家陪母親過完春節，2月8日我就回到香港，回來就發現情況異常，我太太說，有很多人從深圳來香港買醋。我就上網查，珠三角好幾個城市，中山、順德、河源、東莞、深圳都有異常。我本人的第一反應，是不是大流感來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因為我就是研究禽流感的。1993年我到香港大學微生物學係讀博士，我的導師是著名流感專家肯·蕭瑞吉（Ken Shortridge）教授。後來他又把我推薦到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跟隨著名流感研究專家韋伯斯特（Robert Webster）教授。1997年香港禽流感大爆發，18人感染，6人死亡。當時我們對這種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病毒了解還很少，我和導師韋伯斯特趕到香港做調查，我的研究重點從此轉向了禽流感。我們在美國的研究結果顯示，禽流感一定還會回來的。1997年的禽流感危機結束，我還在香港停留了3個月，就是想等待這種病毒。我們還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申請了課題，“亞洲大流感的準備和防禦計劃”，每年有幾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2001年到香港大學工作，我是帶著使命感回來的，我是獵人，就是來圍捕病毒的。
2003年2月9日上班，我已經決定介入調查，跟課題組裏的鄭伯健博士一起去廣州，他是廣州人，在那裏讀完碩士和博士，可以牽線聯絡。當時我還在港大的微生物係，第二天開會時跟係主任袁國勇說了一聲。2月11日，我跟鄭伯健到了廣州。那天廣州剛好在召開新聞發布會，第一次通報內地的患病情況，305個感染者，其中105人是醫護人員，死亡5人。鍾南山院士也在發布會現場，我就在他的辦公室裏等他。這次會麵是鄭伯健聯係的，也是我正式跟鍾南山認識。鍾院士知道我們的流感實驗室，當天我就跟他簽了協議，雙方合作對病因進行調查，他給我們提供病人樣本，我們第一時間通知他結果，雙方對結果達成共識之後，才能彙報和發布。
當時在廣州沒有感覺到特別異常，街上偶爾見到有人戴口罩。當晚9點多鍾，我在白天鵝酒店給遠在美國的導師韋伯斯特發電子郵件，說我正在廣州，這裏爆發了一種不知原因的疫病，有醫護人員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發，緊急要求10萬到15萬美元作為調查費用。第二天，2月12日早晨六七點，導師給我打電話，說錢已經到賬，可以用了。錢來自我們在NIH申請的流感項目，這就是我們課題組的反應時間，一兩百字的郵件，研究經費就直接打了過來，沒有任何條件。
2月12日上午在廣州第一次取標本。鍾南山不同意我們進病房，我就提了幾個要求：第一，病人要發病3天以內的；第二，體溫要38.5攝氏度以上的；第三是有比較明顯的肺炎識辨改變的。一共取了30多份標本，分別來自廣州呼研所和胸科醫院。標本就是病人的鼻咽拭紙和痰液標本。標本最好的隔離方式，是一層層的密封隔離，我們是長期做病毒的，有一套專業的方法，裝一層，用膠帶密封好，灑酒精消毒，放置不會融化的化學冰。再套一層，再消毒，放冰。這30多份標本，一共套了三四層，包好放在電腦包裏，下午我們就坐直通車背回了香港。理論上，這種越界帶標本是不好的，但這是特殊情形。
到了港大是下午六七點鍾，直接就進實驗室了。港大的流感實驗室，是我導師肯·蕭瑞吉的，2003年他退休之後，實驗室就傳給了我。當時隻有我和同事佩裏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課題組的，他是斯裏蘭卡人，1995年從英國來到港大。我們都考的PI（實驗室主管），我做禽流感，他做人流感，所以拿回來的標本也分成兩組，一組由我負責，做流感；一組由他負責，做其他的臨床病毒學標本。
禽流感誤區
大概兩三天後實驗室有了結果，在標本中發現了多種病毒，有腺病毒、人的甲三型流感等等，但沒有禽流感。回想起來，我在尋找SARS病毒的過程中，犯的最大錯誤，就是一開始就執著地認為是禽流感。
為什麼我會有這種判斷？2001和2002年，香港都爆發了禽流感，規模比1997年大得多，病毒也有了多個變種。2003年2月13日，香港又出現了一樁禽流感的家庭感染事件，一個香港家庭回福建平潭老家探親，小女兒大年初四在平潭死亡，返港之後，9歲的兒子和父親一同入院。也就是說，我從廣州取完標本一回來，就遇上了這兩個病例，他們的症狀跟“非典”太像了，發燒、肺炎、呼吸功能衰竭、白肺，也有傳播的家族性。
我們在實驗室裏連夜加班，到2月16日，兩個病人標本的實驗室結果基本上就全部出來了，當天下午6點半，我和佩裏斯就跟美國的課題組老板韋伯斯特聯係，我覺得我回來的任務就是攔截流感的，如果真是禽流感爆發，要馬上通過WHO向全世界預警。2月17日下午大概兩三點，香港衛生署召開了一個會議，由署長陳馮富珍主持，袁國勇、我和佩裏斯都在，陳馮富珍已經從袁國勇那裏知道我們從內地拿回了第一批標本。
2月18日，我一個人再去廣州取標本。當時我有個偏執的感覺，認為沒有找到禽流感病毒，是標本取得不好。香港的那對父子的標本就是這樣，一開始的結果一個陰性，一個陽性，陰性的那個再取一次標本，做出來才是陽性，因為肺炎氣管比較深，要鼓勵病人咳嗽，把深處的痰咳出來，取深度標本。
這一次去廣州，我給鍾院士打電話沒有人接，當時就感覺有些不對勁，我找到了他的助手，一個副院長，問他鍾院士是不是出事了，他說有一點，我說沒事的，我去見他。當晚我就買了個果籃，去鍾院士家裏，我們就在沙發上對坐著，也沒有戴口罩。他的臉色不太好，但燒已經退了。鍾院士的確很了不起，他每天接觸那麼多的病人，中招也是難免的。我把實驗室的結果跟鍾院士說了，提出這次要自己親自去醫院取樣，他同意了。以前我在協和讀研搞兒科，就是研究呼吸道傳染性疾病的，後來又做過10年醫生，並不怕呼吸道傳染疾病。
2月19日，我在胸科醫院取了一天的標本。上午10點多鍾到醫院，自己看病曆、挑病人，醫院抽血技術最好的護士長和另一個醫生給我做助手。胸科醫院沒有電梯，二樓到三樓之間要上樓梯，八九十斤的吸痰管子，我一個人跑步扛上去的。我戴著兩層手套和兩層外科口罩，先戴口罩，再戴手套，口罩要定期更換，因為濕了就沒用了。換的時候脫掉第一層手套，再取口罩。每個選定的病人，都要拍他的背，讓他咳嗽。
從10點多鍾，一直做到下午3點半，連飯都沒有吃，一共取了30多個病人的標本。取完我就直接返回香港。這些標本回來之後，又是一式兩份，分兩組來做。這一次的標本，做的過程很緊張，其間發生了一些小插曲。2月23日清早，直接有一輛車在港大等我，鍾南山先生也在車上，要接我到廣州開會。下午的廣州會議上，國家CDC（國家疾控中心）和廣東CDC（廣東疾控中心）的很多專家都在，前半段主要是中國工程院的洪濤院士和我在講，後半段就是討論。洪濤說他們發現的病毒是衣原體，而我本人犯的錯誤呢，就是還認為是禽流感，是H5，我說要繼續追蹤，而標本是關鍵，沒有好的標本，就不能找到正確的病毒。關於能不能讓我再帶走新標本，引起了激烈的討論。
在廣州住了一晚之後，第二天，2月24日，我得到了答複，通過高層領導的批示，允許我再帶走6份新的標本。這次回香港我不用自己去坐直通車，有專車把標本和我一起送回港大，疾控係統的兩名研究者隨車，並且留在香港等待實驗室結果。這種勞師動眾，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實驗室結果出來之前，2月28日他們突然離開回了廣州，因為當時衛生部有了命令，必須在3月3日“兩會”召開之前出結果，他們就對這邊的研究不感興趣了。我當時的政治嗅覺沒有這麼敏銳，隻是覺得很奇怪，科學上的事情，怎麼可以這樣？28日這天，還發生了另一件事，又有一個病人被確診為禽流感，這個女孩2月24日在廣州中醫院入院，28日死亡。她家就在街市附近，每天放學都要經過。這是2003年2月份，在我手上確診的第三例禽流感。我的懷疑因此更執著於禽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