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之後，E座的被隔離的住戶們返回。在這場SARS爆發的悲劇裏，淘大花園總共有329人被感染，42人死亡，其中E座就有22人。為了讓住戶能夠安心在大樓裏繼續生活下去，葉興國和業委會做了一個決定，請法師來給逝者做一場法事。沒想到法師也不好請，一聽是淘大花園的事情，是要給42名逝者一起做法事，紛紛拒絕，最後是加了錢，才有一名法師肯接下這個事情。法事是在E座的三樓平台上做的，當天早上10點多鍾，在場的人都見識到了“飛沙走石”一般的狂風大作。
葉興國是淘大花園80年代最早的一批住戶，這個樓盤以小戶型為主，在香港被稱為“上車盤”，就是年輕人剛開始自己的生活時選擇用來過渡的樓盤，日後經濟情況好轉，就搬出去換更大的房子。葉興國的很多親屬都在淘大花園買過房子，後來陸續都搬了出去，隻有他一直都在，他說這是一種難以割舍的感情，“這裏的居民就算彼此不認識，也多半都認識我，對我很親切，這是一種很難得的歸屬感”。也因為這種歸屬感，葉興國完全可以選擇離開，但他沒有，他想做好一個橋梁，在他的選區居民和政府之間，來完成溝通和協調，他也被戲稱為“SARS村村長”。2003年9月份，SARS患者後續賠償處理的時候，葉興國就替居民們出麵，直接找到衛生局局長楊永強，商討方案，為居民們爭取最大利益。最後，政府用的名義是“恩恤”而不是“賠償”，葉興國覺得可以接受。“名義是什麼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受害者實際能得到的補償，大家各退一步，解決問題最重要。”
葉興國在曆經SARS考驗之後，最大的感觸是：“幸福非必然，珍惜眼前人，凡事要靠自己。”這場疫情，讓淘大花園的房價受到重創，葉興國告訴本刊記者，“之前500尺（約5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賣到130萬港元，比周邊的樓盤都高，SARS之後跌到七八十萬港元”，“跌倒了穀底”。為了讓這個小區重現生機，葉興國和業委會成員們做了許多努力，他們花錢對小區的樓盤做了全麵翻新，牆麵全部換顏色，刷成粉色和紅色，大堂的設計全部更改，地磚全部更換，小區的商鋪空間也全部重新設計。現在的淘大花園，一派繁榮，時尚的商鋪和餐飲燈光閃爍，還有歐式風情的二層回廊空間，完全看不出是一個有著30年曆史的老屋邨。葉興國很自豪地領著記者參觀了一圈，說道：“香港當時很少有這種顏色的樓盤，也有人說不好看，但我就是要換成溫暖的顏色。”他和業委會的努力得到了回報，淘大花園的房價開始慢慢回升。“兩年之後房價跟周邊持平，到了2007年左右，才恢複原狀，比周邊高出15%到20%，現在，淘大花園一套500尺的房子，可以賣到380萬到390萬港元，從2003到2013年這10年，淘大花園是全港升值第一名的屋邨。”
走出SARS
完成了這場複雜的調查，羅致光對SARS的看法也發生了一些改變。“最初我隻是知道很多人被感染了，低估了SARS對整個香港社會、對經濟、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影響。”他說，“最初，我覺得應該理性處理這個問題。但政治是不理性，或者說是不太理性的，也要照顧人們不理性的部分。”“立法會可能並不像我們在大學裏做研究這樣，那麼重視什麼是真相，態度是不同的。這個不是一個研究的問題，是政府給一個交代的問題。”
“我們邀請來作證的大部分人，對SARS的處理都是有責任的。所以他們要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羅致光告訴本刊記者，“但是，可能因為我是一個社會工作者，注重對人的關注，所以我覺得重點是要對他們公平一點。來公開研訊的人不是犯人。他們在當時可能都有重大決定，並不一定對，但沒有人會全對。他們有些是官員，我們對官員要求要比較高，但這個要求也要有一個限度。對每個人都要公平一點。”
專責委員會最後的調查報告，讓羅致光花費了很多心力，他說：“立法會的調查應該是最後的調查，也是最重要的。這個報告不僅是立法會的，是香港的，也是國際社會的，所以我特別小心處理報告書的英文版。香港的英文有自己的方式，與國際英文有那麼一點點不同。我對這份報告的英文要求很高，要用最合適的英文，我從來沒有對其他報告的英文處理如此認真，其他的隻要沒有語法錯誤就可以了。立法會秘書處的英文很好，但我還是要每個字地看，斟酌、修改。”
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報告，2004年7月份正式公布，對包括香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醫管局主席梁智鴻、署理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永文等7人點名批評，認為他們在SARS的處理應對中負有責任。10年之後再來審視這份報告，羅致光說：“對每一個官員的批評，當然也有一點點政治的考慮，雖然我自己是盡力想批評是客觀的，但這畢竟是一個委員會的決定，總有小小的政治味道在裏麵。不過我覺得總體來看，報告的結論都是公平的。”
在所有參加公開研訊的證人裏，陳馮富珍是唯一帶著兩名律師一同出席的。SARS之後，陳馮富珍已經不在香港，到日內瓦世衛組織擔任總幹事，2003年12月，羅致光去日內瓦開會，特別拜訪她，請她回香港作證，她才在2004年1月回來。她的公開研訊時間幾乎也是最長的，曆時兩天，委員會的議員們提出了各種尖銳的問題。羅致光覺得，從這麼多個官員來說，“陳馮富珍的責任真的是最大的，特別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她是掌握最初幾天發生什麼事情的人，如果她不是過於自信，如果她小心多一點的話，我相信，整個情況會是不同的，會有很大分別”。
羅致光覺得有些不公平的是對高永文的批評。“高永文做出了一個很有爭議性的決定，就是3月26日指定瑪嘉烈醫院作為專門的SARS醫院，結果因為接診人數幾天內就超出預期，導致瑪嘉烈醫院的SARS交叉感染暴發。我覺得對他不太公平的原因是，當醫管局行政總裁病倒之後，他一個人做了兩個人的工作，兼任公共事務總監和行政總裁，這個壓力是非一般人能夠接受的，但他還是挨過來了。當時委員會對他的批評很尖銳，但我覺得是不太公平，在這個方麵我們的閉門會議辯論了很久。”“當然，也有人批評這個報告，尤其是對楊永強的批評部分，很多人覺得是太溫和了。特別是受影響的人。不過這個也是可以理解的，當你失去親人，總是希望要有人來負起責任，感受是不同的。其他情況也是差不多的，受影響的人總是不滿意調查結果的。”
這場調查，也讓羅致光深刻地意識到：“香港的醫院以前對傳染病的處理是不認真的，當時很多病人在醫院感染肺炎，很普遍的。SARS的死亡的人數是299人，但當時肺癆差不多每年也有300多人死亡。說句不太政治正確的話，SARS對香港最好的一方麵，是在傳染病防控上敲響了警鍾，減少此後其他因傳染病而死亡的人。”
這種改變，馮康有更清晰的感受。他說：“首先是在整個傳染病的防控方麵，我們在SARS之後成立了防控中心，有非常完備的機製。瑪嘉烈醫院成為中心，有一個傳染病大樓，每個醫院都有足夠的傳染病隔離病房，在前兩年豬流感疫情的應對上，已經可以比較迅速地反應和控製疫情傳播。另一方麵，醫護人員對傳染病感染的認識和日常行為也發生了提升和改變，比如醫護人員已非常習慣用酒精清潔雙手、病床之間一米半的距離、進入病房戴口罩，這些平常行為的警覺性，對於疾病傳播的控製都是非常有用的。在公共衛生方麵，公眾的行為意識也發生了改變，每年冬天流感高峰期，市民會自覺戴外科口罩，洗手的情況很常見，使用公筷很普遍。”
馮康在SARS康複半年後複查，照MRI檢查，沒有出現骨枯的後遺症，但他依舊以康複者的身份，創立了一個SARS病人互助會，幫助他們安排很多康複活動、心理疏導和健康講座。香港的SARS病患中，“有300多人參與了這個互助會，但是沒有醫護人員”。馮康說，“這些康複者中，有一些還是出現了後遺症，以骨枯為主，這可能跟高度類固醇的使用有關。比較嚴重的病人要置換關節，但置換的人工關節隻可以用10年，10年之後要再更換，所以有一些年輕人並沒有做這個手術，還在觀望和等待。而香港政府對所有的患者都有承諾，隻要醫院檢查證明是SARS導致的問題，後續治療全部由政府的SARS基金負責”。
雖然如此，不滿的情緒依舊也有。羅致光說：“SARS基金還在運作，最初因為疫情影響很大，整個社會感受很深，同情心很高，所以發放支援的時候，並沒有按照客觀標準來，尺度鬆一點，等到時間過去，同情心慢慢減少，也就慢慢回複了正常，回複一般標準，在受影響的人看來，就會覺得這個基金變得不太仁道了，這也是人之常情。”
馮康覺得，他的SARS互助會能做的，是把病人們組織到一起，讓他們相互鼓勵，一起麵對問題，這種互助會，也是香港一些慢性病患者中常見的模式。“頭三年，很多人都不開心，說著說著就會哭起來，但是慢慢地，你會看到，他們有了笑容。”其實跟葉興國的感受一樣，天助自助者，經曆過SARS的馮康，在發現了自己的眼部疾病之後，反而用更樂觀的態度麵對生活，開始堅持馬拉鬆訓練。2013年2月24日的香港渣打馬拉鬆，清瘦又儒雅的他，也出現在漫長的公路跑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