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的一位護士也表現出了專業警覺。3月1日，她注意到來探望AA的一位女士穿著廣華的病服。就此查詢，院方才知道AA的妹妹3月1日入院，在廣華的內科病房，而她的丈夫早在2月28日就入院，在另一間內科病房的隔離室。證實這三人的親屬關係之後，3月3日周一上午，陸誌聰就跟同事們開了一個緊急會議。他回憶說：“會上決定了一個機製，按症狀對急診室的病人分類，A、B、C三類病人入醫院時，啟動特殊機製，收治在隔離設施內。”“我們當然不知道隨後會有多少個符合A、B、C準則的病人，我們當時的想法是，醫院總共也有某一個數目的隔離房，那麼便全部先收入隔離房好了。”
正是這些迅速的專業應對，讓廣華醫院的醫護人員成為幸運者。當SARS真正爆發之後，廣華醫院雖然收治了大量病人，但受到感染的醫護很少。陸誌聰感歎說：“我從醫40年，沒有經曆過那麼壞的情況。”他覺得廣華醫院的幸運，是來自“專業精神、同舟共濟的感情、充分的危機感、細致的細菌感染控製措施，和一顆關懷別人的心”，而且“一切做法是全透明的，所有信息，同事們都知道的”。在這最糟糕的狀況裏，始終也有一抹亮色，陸誌聰說：“那真的是香港最團結的時候，市民每一天都會來醫院送花、送小禮物，打電話到電台支持我們，令我們感到溫暖。”
威爾斯親王醫院危機
香港真正意義上的SARS危機，從3月初威爾斯親王醫院大量醫護人員受感染開始。3月10日的統計還是11名，3月11日下午就驟然增加到34名。根據最後的統計，威爾斯醫院的全部受感染者包括：114名醫護人員、17名醫學生和42名訪客。其中，50名醫護人員、17名醫學生、28名病人和42名訪客都是在醫院8A病房受到感染。與京華酒店的911房一樣，威爾斯醫院的8A病房，SARS之後也一直關閉著。
這是馮康醫生無法回避的往事。他是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也是威爾斯親王醫院行政總裁。雖然他也是被感染者之一，生病和康複期間都在堅守崗位，依舊要接受立法會的調查。他出席了專責委員會的第八場公開研訊，2004年1月17日，從上午9點到下午17點，被調查盤問了一整天。10年之後，同意接受采訪的馮康，對往事同樣坦誠，采訪之前，他的助手Vivan還特地發來郵件，給出當年立法會調查資料的全部鏈接。馮康告訴本刊記者：“SARS之後，我們做了三個檢討，立法會是最後一個。對於立法會的調查，當時醫院裏的確也有同事有抵觸意見，覺得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在這裏工作，你們還在外麵說三道四，但我們作為醫院的領導，就不能夠有這些情緒，要對社會有一個開放態度，去接受這些事情。”
2003年3月14日，威爾斯醫院才從8A最可疑的三個病人中確定了源頭病人——一名26歲的香港年輕男子JJ。他2月24日出現發燒症狀，2月28日到威爾斯醫院急診室求醫，被診斷患有上呼吸道感染，接受治療後回家，3月4日再到急診室，被診斷為患上社區型肺炎。收入8A病房，接受抗生素治療後，有緩慢改善跡象。3月6日，主診醫生決定用噴霧器給他施用支氣管擴張藥——根據事後分析，或許正是噴霧器加劇了病毒的傳播，之後病人開始好轉，而醫護人員開始大量出現異常。3月11日JJ退燒，8A已經有34名醫護人員被感染。
這時候的馮康才剛上任4個月。“我也不知道算是倒黴還是運氣。”馮康笑著說，“我倒不覺得是倒黴，因為我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總是要麵對不同的事情。這當然是個很大的挑戰，如果我不是剛上任4個月，而是14個月，會不會好一點，我也不知道。凡事都有兩麵，也因為有這個疫情，所有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就認識我了，建立起了一個信任，這個信任對醫院的長遠發展是很有價值的。”
威爾斯醫院的內科部門在3月10日曾經開會決定關閉8A病房，禁止家屬探視。到了3月12日，問題的嚴重性已經上升到必須由行政人員接手。3月12日馮康主持召開了一場很長的會議，是否要關閉急診室正式被提出來。當時要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馮康說：“這裏有一個檢疫的權力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有權力這樣做？也有同事提到，到底這種做法會否導致帶來大恐慌呢？對於疾病的控製是否會造成一個反效果呢？很難有統一的意見。”事實上，當威爾斯醫院內科短暫關閉8A病房的兩天，都引發了親屬們的強烈反應。
威爾斯醫院最終決定關閉急診室是3月19日，重開是3月31日。緊接著，馮康自己也“中招”了。他回憶說：“4月1日第一次入院沒有查出來，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快速測試法，主要是靠X光和CT。我的症狀隻是發燒，很快得到控製，第二次再發燒，再照CT，才知道原來是感染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感染的，那時候我差不多每天去病房看望受感染的同事，我每次去都會做防護措施，穿防護服戴口罩。”再回憶起來，他說自己當時並不是很恐慌，“因為我不是第一批的病人，前三周看到了很多同事和其他病人，他們中有比較嚴重的情況，要進ICU使用呼吸輔助，我看到了同事們怎麼工作，基本上很嚴重的病人，我們也能把他搶救過來了，基本上我們的醫治率也很高，我們隻是失去一個同事，很多生命邊緣的同事，都醫治回來了。所以我對醫院團隊是很有信心的”。
馮康住院三周，出院休息一周，就回到了崗位。其實在病房裏的時候，他也沒能丟下工作，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沈祖堯和鍾尚誌教授每天來他的病房，討論疫情發展和病毒的問題。他的工作不隻是在威爾斯醫院，還有在醫院管理總部的問題，很多防護衣物的供應，他都要處理。在專責委員會的報告中，肯定了馮康帶領威爾斯醫院高層管理人員在處理疫情的工作上，表現出的領導才能和強烈的責任感。“勇於承擔責任、果斷的解決問題，並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監督落實各項重要而又往往難於做出的決定。”但是，報告同樣認定，“2003年3月13日重開8A病房及將之用作‘非典’病人的集中護理病房的決定，實有欠審慎”，作為行政總裁的馮康，“應為此項決定負上責任”。
“有人對報告結論有不同意見，但我個人不會覺得特別苛刻。”馮康說，“雖然政府請的外國專家對我們的處理其實是沒有意見的，但立法會就認為我們有欠謹慎。立法會的意見也是一種意見，好還是不好，無論讚揚還是批評，我都接受，我覺得這都是社會對我們的意見，我們要用開放的態度去看。我們也可以有一個解釋，SARS來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它是什麼，它的傳播方式是什麼，有效的防護措施是什麼，連專家們都有很多爭論。但是，當時的確有很多做法可以改善，可以做得更好。”
回頭來審視，2003年3月10日到3月19日是威爾斯醫院“最困難的日子”。更大的危機，也由此已經開始。威爾斯醫院有一批定期透析洗腎的病人，其中一位病人3月15日來8C病房例行洗腎，中途出現發燒症狀，被轉入8A病房，3月19日，就是關閉急診當天退燒離開。這位被化名YY的病人，事後被證實，是淘大花園E座SARS大爆發的源頭病人。
淘大花園與隔離令
淘大花園的疫情征兆從2003年3月25日開始，當天基督教聯合醫院急診室收治了淘大花園的兩個家庭，全部出現SARS症狀，醫院繼續查找發現，此外還有3名淘大花園的病人入院，其中一名3月24日入院的病人，事後證實為源頭病人YY的弟弟。第二天，衛生署拿到的淘大花園感染者數字已經上升到15名，來自7個家庭。到了3月30日，數字已經上升為190名，其中E座占到93名。
對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聯席主席葉興國來說，10年前的事情曆曆在目，他的人生裏，從來沒有經曆這樣的驚心動魄。葉興國告訴本刊記者，他是3月26日從民政事務處那裏了解到淘大出現了患者。“開始頭兩天還沒什麼，後來幾天患病人數呈幾何級數增長，情況非常惡劣，很多居民開始搬走，E座搬走了1/3。那時候記者拍到了很多圖片，有一張很出名的，就是居民用塑膠袋套著頭拖著行李離開。”“淘大花園的清潔需要四五十個工人才夠，但我們把價格從每天500元提高到1500元都找不到人。”
是否要對淘大花園進行隔離封鎖，不是一個輕鬆的決定。封鎖的檢疫權限，由《檢疫及防疫條例》所規定，衛生署署長有權將列於第141章的附表1的傳染病采取各種措施，但SARS作為一種全新的疾病，並不在這個附表裏，香港當局在3月27日才立法宣布將SARS加入附表1。而時任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簽發淘大花園E座為期10天的隔離令，已經是3月31日6時。雖然葉興國一直主張和呼籲政府當機立斷，早日做出封閉隔離的決定，當隔離真正到來的時候，還是內心震撼，“E座的大門鎖上，全副武裝拿著衝鋒槍的警察守衛，的確會讓人驚恐絕望”。也有居民打電話去電台罵葉興國，有什麼權力建議政府實施隔離，他說：“我也不知道這個決定對不對，但我知道已經有很多人感染了，必須當機立斷，就留給曆史來做判斷吧。”
隔離令一天之後，政府的決策又做了改變，綜合衡量之後，決定將E座的人集體撤出，到度假村隔離。“分成兩部分，家中有病人的去西貢麥裏活夫人度假村，家中沒有病人的，去港島鯉魚門度假村。”隔離令後的頭幾天，葉興國幾乎都沒有睡覺時間，他的手機裏總是有不同的有電話打過來，半夜兩三點也會被吵醒。這時期的淘大花園，葉興國說：“就像鬼城，所有的店鋪關閉，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