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弗洛伊德“精神導演”之作：《搏擊俱樂部》
外國電影評論
作者：杜習科
《搏擊俱樂部》（Fight Club）是一部由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導演，於1999年10月15日上映的好萊塢電影。影片公映之後的全球票房並不理想，這與其過於耀眼的“黑色”元素受到了當時媒體比較多的負麵評價有一定的關係，如《芝加哥太陽報》在其上映的當天就發表專欄評論稱其為一部“暴力聚會”的“法西斯大牌明星電影”。不過影片在發行DVD 版本之後，很快就因被全球影迷視為“邪典電影”（Cult Films）的代表之作，而取得了六百多萬份拷貝銷量的火爆成績，奠定了自身的經典地位。在目前比較權威的互聯網電影數據庫（IMDB）上已有將近90萬觀眾為其打分，綜合得分8.9（十分製），位列“全球佳片”（Top 500）前二十名。影片公映至今雖然已近十五年的時間，但其經典地位卻曆久彌堅。
影片“精神分析”的味道十分濃厚，表現在它大量征用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人格結構、性欲理論等作為自身的底層敘事原理，甚至在影片中承擔重要隱喻功能的“肥皂”都可從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找到直接引例。因而在此之前，影評界多直接從弗洛伊德 “自我、本我、超我”的理論出發對該片進行解讀，嚐試分析和解釋主人公的精神狀況和行為特點。但這種解讀方式主要還是停留在文本內部，不能跳出去以文化研究的視野從人類文明史的高度去觀照這部影片。它聚焦打鬥行為本身，卻不能指出從搏擊俱樂部升級到“大破壞行動”（Mayhem Project）的必然性。在電影隱喻層麵上，這些解讀也無法對安撫團體（support groups）的作用和意義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對影片結尾男女主人公的牽手行為和幽靈般閃現的巨大男性生殖器畫麵，或無法合理解釋或幹脆視而不見。事實上，影片並未局限於對精神分析的表麵“獵奇”，而是借助弗洛伊德由精神分析發展而來的文明觀，對當下方興未艾的現代文明進行了全方位的透視和剖析。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弗洛伊德是這部影片當之無愧的“精神導演”。
一、弗洛伊德的文明觀
艾布拉姆森的《弗洛伊德的愛欲論》曾總結到，弗洛伊德在晚期提出人類本性中包含著兩種相互對立的力量的衝突：一種是生的本能，又稱愛欲（Eros）；另一種是死或毀滅的本能（Thanatos），其目的是促使有機個體返回到原始的惰性的無機狀態之中。佛洛伊德將該理論引入社會和文化領域，考察了文明的兩個重要方麵：一是“控製自然力，攫取自然財富的能力”，二是對人類關係的調節作用。弗洛伊德指出，文明憑借第一種能力，生產物質財富以提升社會“本能滿足總量”，並通過第二種能力，壓抑本能，控製其破壞性，“保護一切有助於征服自然和生產財富的事物，使它們免受人類敵意衝動的侵害”。
在探討文明的起源時，弗洛伊德認為文明建立的基礎在於每個人都放棄一部分本能滿足，用以換取更大的保障，如個體生存與種族延續等。但被放棄的本能並沒有消失，而是深藏在每個人的無意識當中，被文明及其內化的“代理人”（超我）所壓抑，一旦壓抑的能量不夠強，本能就可能會衝破限製獲得自我支配權並隨心所欲尋求滿足。因此，“每個人都是文明的敵人”，“文明必須防範個人”，它必須采取強製措施壓抑人的性欲本能，努力使之為生殖目的服務，並將人類的攻擊欲引向人自身，轉化為超我對自我的持續攻擊，使人產生“一種永久的內部不幸福”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弗洛伊德相信，“文明應該對神經衰弱症的傳播負責任”。
二、非常態主人公的“病”與“藥”
《搏擊俱樂部》的主人公恰好就患上了類似神經衰弱症的嚴重失眠，它極大“削弱了文明人享受到的少量幸福”，這“病”正是由於文明對特定個體壓抑的弱化導致本能躁動而產生的精神焦慮。影片對這種弱化的原因也有所交代，即主人公非常態的人格發展過程。他六歲時父母關係緊張並最終離異，隨後父親離去。在弗洛伊德理論中“父”的形象具有特殊意義，正是由於強大的父的存在，兒童懼怕閹割而被迫抑製了戀母衝動。電影中，父的缺失與文明壓抑的鬆動形成一種隱喻關係。
文明根本無法也不願徹底滿足人的本能衝動，但提供了一個“補償性滿足”的方案，它具有一種“自戀的性質”，“依賴人們對已經取得的成就所抱有的自豪感”。弗洛伊德認為人們為獲得這種自豪感，對文明提出了三個要求：美、清潔與秩序，以便與“野蠻”對照，獲得自戀性滿足。這三個方麵在影片開頭通過對主人公生活展示得到體現：他購買各種家具，不考慮實用價值而是關注其裝飾作用和體現個人風格的“無用的美”；他的“潔癖”和公寓環境的幹淨整潔體現出“清潔”；他對工作和老板的服從表現出“秩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