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雷鋒形象在電影中的塑造與傳播
中國電影評論
作者：李翔
盡管時代在變，但是，雷鋒精神永遠是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道德力量，“雷鋒”也成為文藝創作的永恒主題。縱觀雷鋒形象在主旋律電影中的塑造與傳播，雷鋒形象也愈加豐富與立體。而主旋律影片作為對人和曆史的再現方式，同時還肩負著弘揚主流意識的任務，是特定曆史環境和意識形態的結合。因此，影片中雷鋒形象的塑造往往隨著國家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雷鋒精神所內蘊的具體價值在使用的過程中也加以選擇與重構。本文以《雷鋒》、《雷鋒之歌》、《離開雷鋒的日子》、《青春雷鋒》為例，分析雷鋒形象在電影中的塑造與傳播，探析主旋律影片審美趨向從“神聖化”向“世俗化”再到“市場化”的轉變過程。
一、六七十年代：政治英雄神話的講述
十七年電影時期，電影作為黨的事業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塑造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任，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直接影響著電影事業的發展和藝術家的創作方向。1963年3月毛澤東發起了“向雷鋒同誌學習”的號召，全國掀起了學習雷鋒活動。而且，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中蘇關係惡化，處於內外交困之中的新中國需要一個全國上下都能認同的典型人物來鼓舞民眾。電影《雷鋒》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了“英雄神話”的講述。
電影《雷鋒》創作於1963年，是以影視為媒介建構“雷鋒神話”的起點。影片選取了雷鋒的部隊生活階段，用樸素的白描手法，再現了雷鋒艱苦節儉，樂於助人，大公無私的高尚品德。從影片伊始，雷鋒就已成為高度覺悟成熟的個體，“個人的潛在欲望被否定，代之以培養起革命的、理性的、對理想社會向往的主體。”[1]雷鋒有著鮮明堅定的政治立場、政治信仰與政治基調，他憎恨舊政權，熱愛新社會，熱衷於為人民服務。無論是帶病去工地幫忙，冒雨送老人回家，還是匿名給公社捐款，雷鋒儼然成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化身，是“十七年”激情昂揚國家政治英雄的典型代表。
而創作於七十年代末的影片《雷鋒之歌》作為新中國第一部重拍的人物傳記片對英雄神話的講述過猶不及。“一般來看，重拍價值是時代轉換需要的重新探索經典內涵，是現代人觀念的診釋或重新挖掘魅力。”[2]1979年，“四人幫”剛被粉碎，新的社會發展方向還不夠明晰。因此，《雷鋒之歌》的創作依舊突出了類似英雄人物的反複書寫。通過塑造英雄形象，往往能夠強化國家的集體認同，樹立意識權威。
二、九十年代：平凡魅力的側麵烘托
20世紀90年代，在商品經濟浪潮的衝擊下，公而忘私的雷鋒精神與市場化時代凸顯的“一切向錢看”的觀念顯得格格不入。同時，中國電影的創作中，充滿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色彩的影片儼然與經濟浪潮不相吻合。泛情化成為影片塑造的主要策略：其一，英雄的世俗化，即采用政治倫理化的宏觀視角與平民化視角的結合來表現英雄的日常情感。其二，世俗的英雄化，即從現實人物平凡的生活中去挖掘高尚的道德情操與精神品質。
《離開雷鋒的日子》就是創作於這一時期，影片獨辟蹊徑，並未直接刻畫雷鋒這一英雄人物，而是以雷鋒離世事故的責任人即生前戰友喬安山為視角進行側麵刻畫。電影通過急送產婦就醫，救人反被誣陷，陷車獲得幫助三個故事回答了“雷鋒精神”如何對待的問題，同時將“雷鋒精神”落腳於“做好事，對得起良心”這樣的倫理道德觀念上。中國的傳統道德特別強調內省，也就是“良心”的作用。“‘良心’是主體內心的責任感激發，是對自己道德行為的自我認識、自我控製、自我調節和自我評價的統一體。”[3]也正因如此，在內心負罪感的驅動下，喬安山無怨無悔地奉獻著，希望通過不斷做好事，將老班長雷鋒的生命延續。而影片通過塑造這樣一個平民英雄，對觀眾來說，多了親切感，少了神聖性，人們對雷鋒精神以及雷鋒形象也不會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