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她，是以文會友——“會”友情、鄉情，甚至還帶點兒“親情”吧……
無論是老年作者，或中年作者，可見他們生命中都保持了這份不變的深情厚誼，對我這退休老編輯的情緒穩定是重要的。
見老朋友——因為是同事格外親
“林中林”握手言歡：回故鄉，因能見到老友而高興；如這老友是老同事，更會因能共同回憶往事而倍感溫馨。這就是觀泉和我忙打的急匆匆趕往“林中林”赴宴的原因。是我五十多年前在哈爾濱市文聯工作時的同事們聯合宴請。1957年我從市文聯調入省文聯，省市所屬不同，聯係就少了，再加上當年省市美協成為矛盾的雙方，觀泉作為省美協搞評論的，難免與市裏有些摩擦。倒是老了老了，這些界限都消除了，市裏這些老朋友、老同事，聽說我們來哈堅持請飯，特別是大我幾歲的鄒路和八十五歲的老畫家石揖，一而再地邀請，觀泉深受感動，便和我欣然前往。
這天是雙休日，飯店辦喜事的多，人來人往，都分不出誰上誰家喝喜酒。我倆正發蒙，有人喊我們，抬頭看，高台階上站著接我們的不正是鄒路嗎？他怕我們不好找，特高高地站在台階上迎候，真是想不到。他和我當年同在《哈爾濱文藝》共事，他是美編，人稱他“小鄒”，稱文學編輯的我為“小魯”，現在都變成“老”字輩了。他，引我們到“林中林”的石亭坐定，不一會兒，老畫家石揖快步過橋，走進亭，上前一步，和觀泉握手——三四十年前各為其主的矛盾雙方“一笑泯恩仇”。
陸續來到的，有當年領導我的文學部長劉春、先我一年到編輯部的文學編輯小李子，當年的小青年現在的市美協領導之一的趙廷椿、老美編劉惠民他倆因臨時有病未到。點了五菜一湯，觀泉要喝黑龍江的“富裕老窖”。席間，觀泉把他的《歐洲美術中的神話和傳說》送給畫家們，之後，大家談話先點兵（誰不在了）；後談四五十年前的事，而以談“文革”種種作結束。鄒路隻是聽，幾乎沒說什麼話，這倒是他一貫的性格。結賬，本來他們說好AA製，臨走時，石揖跟我們說是鄒路全付了。我知道他生活並不充裕，很不過意，好在我要去他家串門看看他妻子，到時再補報吧。
去鄒路家做客 ：中午，在恢複傳統肉食的 “大白樓”裏，熏的五花肉、醬排骨、茶腸、紅腸、香腸、肥腸、大肚、小肚、金絲卷……凡傳統的肉食，我都買了，為的是去看“傳統的友誼”鄒路一家。
和其妻秀傑是初次相見，見麵她就說看過我的《葉對根的感念》，鄒路一旁補充：“你寄文章來，她搶著看，誇你、佩服你。”我連忙道謝，握住秀傑的手，道：“你才了不起：在鄒路打成右派下去勞改的日子裏，你不離不棄，獨自把三個孩子培養成人，老大現在是哈工大博士導師，了得！朋友們傳為美談，友人沒少說給我聽。” 就這樣，我倆一下拉近了距離。
我進屋時，她說飯店定好了，我說不去飯店在家好嘮嗑。於是，她的心就放在預備午飯上。我說吃大■子，她去買回；我說小■子也好，她就現熬。油爆大蝦、燜上海沒有的油豆角，又叫飯店送來溜肉段、大拉皮，再加自醃的小鹹菜，和我買的各種肉製品，好豐富，吃得真過癮。
臨別時，其妻給我帶回的比我送的多得多——把我買的一大半叫我帶回，還有她的油爆蝦、小鹹菜和兩種粥，她說你們晚上不用做飯了，我說我帶回的太多了，她說，這是她家的傳統！—— 那就是席慕蓉說的“生命裏保存的老的東西了”，我隻好聽她安排。出門叫車，她硬塞給司機二十元；我笑我還賺七元哩（車費十三元）。
告別鄒家：在回上海之前，我去鄒路家告別。我送秀傑一盆觀音蓮，說：“觀音保佑好人的你健康長壽。” 秀傑送我一條紗巾，我立即紮上和她、和他倆照相，客廳裏，在鄒路畫的《冰燈》下、在“抗戰紀念”書法下照，又到他們臥房，我坐在他畫的“蕭紅、蕭軍拜見魯迅”的大畫下照……
接著，我要看他們的家庭照。八九本彩色大相冊，是近一二十年三代全家福、生日、出遊什麼的彩色照，看來鄒路晚年生活還不錯，我說這多虧了秀傑操持這個家！鄒路連說是是！黑白的相冊三四本——則是過去的歲月了，從他媽抱著他的照片，到小學全班的光頭照（沒有女生），到青年時期在美術服務社畫偉人像 ，到編輯部當美編；當然當右派是不會有照片的，我也沒提這段傷心史，怕掃了大家的興頭……翻過兩冊該看到當年我們一起工作的歲月了，我驚喜地忽然發現一張有我的集體照：在樹叢下沙灘上，十一二個人或蹲或坐，或半仰，我在後排中間坐著，梳兩個辮子，一個在前一個在後，粗粗的，當時人笑我是蒜辮子；而且是阿城蒜。這相片像是市文聯同事們在太陽島野遊照的，估算一下，我應是二十剛出頭。求他以後掃描寄給我，
“看到這照片真高興！” 我興衝衝地說，“我畢竟還有年輕的時候啊！” 這時，隻聽鄒路說：“等等，還有你更年輕的時候 。”他起身到裏屋，拿出一個帶相框的東西，說：“——這是我的禮物，剛才你們送來送去，我插不上嘴。”——原來是畫我的一張素描：我坐在桌前，手握鋼筆，正在稿紙上寫著什麼，旁邊有寫好的一遝。齊肩的頭發，可能還沒長得能梳辮子的時候吧。相框背麵鄒路貼上一張紙條：“一幅沒有畫好的畫，記錄了當年小魯在市文聯寫作的鏡頭。” 那個“當年”就是下邊落款的日子：“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 呀！那是在半個多世紀前，時間停在我十八歲上……
見老同學——回到少年時
這個題目，怎能不寫老同學田家。她比我小兩三歲，級別卻比我大兩三級，退休時為副廳級，我稱她是我同學中的“高幹”。——“我的同學”是指小學到初中二年級為止，我初二就因父失業又吐血，需協助兄姊養家而離校到哈市文聯工作了。
和田家再見麵時，兩家的孩子都比當年的我倆大了。那時，我在省作協，她在省政府辦公廳工作，邀我沒事去坐坐，那是高門檻、大衙門，無事我是不登三寶殿的；等有事要去時，我又嫌進門手續繁瑣，來者要登記、電話核查、門口等候……在文學圈裏的我，自視清高不甘就範，常常一走了之；事也不辦了。等和田家閑話說起，凡我再去，她都快步下樓接我，倒使我不好意思了。我的所謂“事”，小事是請她在內部給訂火車票，大事就是和她研究我女兒的前途了。“文革”後期，工人抓革命，學生促生產：我上高中的女兒小玲，她爸每天用自行車“馱”她到紡織廠頂班勞動，高中連教室都沒有就畢業了。那時高考沒恢複，太小找工作也難，成了我倆難心話題。她幫忙找了幾個門路，雖沒成，總是在幫我分憂，我也很感激了。她很喜歡我女兒，常常給她省政府的電影票劇票什麼的，小玲至今記得“田家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