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君主鑒於這一情況，間計於部將士會。士會獻策說：晉將趙穿，是晉國國君的女婿，受到寵信，但他不懂軍事，為人驕狂，可以派兵一部襲擊趙穿所在的上軍，誘其脫離築壘地域，進行野戰，士會這個計策實行後，果然奏效，打破了晉軍持久防禦的預定方針。
所謂“伐交”，就是在外交鬥爭上戰勝敵人。例如，《左傳》僖公四年（前656年）載：齊楚召陵（今河南偃城東）結盟，就是由於楚軍以實力為後盾，楚成王派屈完質問齊桓公，並且麵對齊桓公的武力威脅作了有理有節，不卑不亢的外交鬥爭，從而使齊桓公所糾合的八國之軍不敢蠢動，最後在召陵結盟修好的。
“伐謀”與“伐交”雖有區別，但又是彼此聯係的。例如著名的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在戰前所進行的一係列行動——爭取齊，奏參戰，拆散楚國與曹國、衛國的同盟，乃至扣留楚使宛春激怒楚將子玉等——
都融彙了“伐謀”與“伐交”的鬥爭。孫子對於“伐謀”、“伐交”和“伐兵”的關係及其具體運用，在《九地》中有進一步的闡述：“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認為如果不了解諸侯的戰略意圖，就不能與他們結交。這句話可以看作是孫子對“謀”與“交”二者關係的闡發。他又說；“夫霸王之兵，代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這段話，是孫子對於謀略、外交以及訴諸武力諸關係的更深入、更明晰的表述。
其次是“伐兵”，在戰場上如何爭取“全勝”，孫子在以後幾篇中分類進行了精辟的論述。在本篇，他強調根據敵我兵力對比，兵力的多寡，采取不同的方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就是講在敵我力量對比的三種情況（即我處於優勢、勢均力敵、我居劣勢）下、要臨機應變，用智謀取勝。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以裝甲雄師一舉攻人波蘭，靠的就是有數倍於波蘭的強大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以裝甲雄師一舉攻人波蘭，靠的就是有數倍於波蘭的強大軍力。
（三）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孫子認為，在戰爭指導上，重要的是知道敵我情況，否則就會產生極其危險的結果。孫子指出危害軍隊的三個“不知”：“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這三條都是君主對軍隊的瞎指揮。並且指出了這種瞎指揮的危害是，使軍隊既迷惑又疑慮，各諸侯國乘隙進攻的災難就臨頭了，這就是擾亂自己的軍隊而導致敵人的勝利。反之，不搞瞎指揮，而是按照軍事鬥爭的特點對將帥進行正確領導的，就是孫子所主張的明君。君與將的關係，孫子並不認為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而是認為二者的關係如問輔車相依——國君如同車輪，將帥如問車輪上的支柱——缺一下可。
孫子又從戰爭指導上提出了爭取“全勝”的五條原則：“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禦者勝。”強調必須根據敵我情況，從實際出發決定自己的行動，才是“知勝之道”。
所以，本篇的結論是：“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這是曆史上第一次用簡明扼要的語言概括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戰爭指導規律，這是《孫子兵法》中的精華部分，也是貫穿13篇的一條重要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