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重戰、慎戰的思想是可貴的，是先秦進步軍事思想的共同特點之一。它對後世（國內外）的影響很大，我們在評述中已有介紹。
（二）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條件
關於探討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條件具有豐富的內容，孫子說：“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五事、七計就是探討的首要條件。所謂道，是使民眾與國君的意願相一致，這樣，民眾在戰爭中就可以為國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險。
所謂天，即晝夜、晴雨、寒暑、四季更替。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天候還應包括天旱、水澇、蝗災、冰雹等等。孫子關於天的認識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這是很可貴的。當時的戰爭受天候條件的製約相當大，所謂“冬夏不興師”。因為，秋季出師才便於因糧於敵。而且春秋末期以前的戰爭大都是在白天進行的，很少夜戰。因為戰爭持續時間短，幾個小時，最多一天即結束戰鬥。像公元前575年晉楚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之戰，“旦而戰，見星未已”（《左傳》成公十六年），從早晨打到星光出現，在春秋中期已屬罕見的史例。《軍爭》中說：“夜戰多火鼓”，則是對春秋末期戰例的總結。當然，天候對戰爭的影響是從具體的作戰對象所處的特殊地位說的。這裏無妨舉兩個後世的戰例來說明吧。例如，赤壁之戰中，曹操在寒冬用兵，所以周瑜據此判斷曹軍戰馬缺乏飼料，是敗因之一。而東漢馬援進攻五溪蠻，則因盛夏士卒多染疾疫而失敗。所謂地，是指地理形勢——道路的遠近，地勢的險易，地形是否有利於攻守和進退，戰場的廣狹是否有利於軍67隊的部署——對戰爭的影響。所謂將，是指將帥的智謀才能，賞罰有信，愛護士卒，勇敢、堅決、頑強、果斷、軍紀嚴明。所謂法，是指軍隊的法紀和組織編製，將帥的權能和職責區分、軍用物資的供應和管理製度等等。
以上五點，孫子認為是分析、判斷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要詳細剖析五個基本因素，還要從七計中去推斷。即：哪一國的君主比較賢明？
哪一方的將帥比較才能出眾？哪一方占據比較有利的天時、地利條件？
哪一方的法令能貫徹執行？哪一方的軍隊實力最強？哪一方軍隊訓練有素？哪一方的賞罰嚴明？從上述情況進行綜合判斷，就可以知道誰具備了勝利的條件，判明誰勝誰負了。當然，用現代的觀點分析，上述的條件顯然是不足的。然而在2000年前，孫子能發現這些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是難能可貴的。
（三）實現戰爭勝利的條件
選將。就是挑選能執行“廟算”大計的將帥。我們要在這裏集中地作一點分析。孫子把賢能的將帥不僅看作是關係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而且還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作戰》）。
又說“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
可以說，在13篇中無篇不顯露出孫子對將帥地位的竭力宣揚，對將帥條件的嚴格要求。因然，這裏反映了孫子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但是，必須看到，孫子強調將領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選將的條件和要求，又是與當時戰爭急劇發展的客觀情況緊密聯係的。
在春秋時代深刻的社會變革中，軍事上也經曆著前所未有的變化。
郭沫若同誌主編的《中國史稿》第1冊中曾簡明扼要地指出：甲士和車戰的地位下降，徒兵和野戰日益重要。這是和當時社會變化有密切聯係的。甲士是由平民中的上層充當的，庶人隻能作徒兵。平民階級瓦解了，甲士和車戰製度也隨之而崩壞。庶人地位上升了，地主階級要從農民中征兵，徒兵和野戰的地位也就提高起來了。軍隊中的組織也和農村中的什伍組織相一致的。軍隊中的指揮已經不是非貴族不可了。甚至戰俘也有被提升為指揮官的，並出現了軍功爵製的萌芽。這是鞭辟近裏的分析。特別是春秋末期，由於井田製的破壞，郡縣製和征兵製的出現，各國兵額激增。原來周天子擁有六軍，大國三軍，中國二軍，小國一軍的格局己完全打破了。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戰爭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參戰部隊增多了。例如晉國，春秋初期的城濮之戰時隻有兵車700乘（約21000人），到魯昭公13年，平丘之會時，晉國有兵車4000乘（約120000人）。又如齊國在公元前484年吳齊艾陵之戰時，一戰就損失兵車800乘。當時吳國是四軍，比齊軍勢優，其總兵力也有十幾萬。二是武器裝備提高了。不僅鐵兵器使用於戰場，南方的吳、越、楚等國還有“餘皇”之類的大型戰船。三是戰場地域擴大了，從平原曠野礦展到山林沼澤和江河湖海。我國第一次海上登陸作戰就是公元前485年吳魯聯軍的伐齊之戰（《左傳》哀公十年》）。四是戰爭持續時間延長了。例如吳楚柏舉之戰打了11天，越滅吳圍困姑蘇竟達3年之久，戰鬥的激烈程度有所加劇。五是作戰方式複雜化了。由於徒兵進行野戰，因而出現了奇襲、迂回、包圍、伏擊、側擊等69戰法，戰場流動性增大，機動能力提高。
這一係列新的變化、新的特點，都向軍隊提出了提高指揮效能的要求。原來，古代作戰“出將入相”，文武是不分職的。據《左傳》閔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載，晉國大夫說：“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意思是說率軍作戰，對作戰方案定下決心，部署實施，是國君和正卿的職責。但是，到了春秋末期，這種現象已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客觀形勢。因此，“將”這一嶄新的事物終於出現在我國的軍事舞台上。據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往考證》統計，這一時期的將軍有：狐夜姑在晉國為將，孫武在吳為將，子重、子常、屈完在楚為將，司馬穰苴在齊為將，詹伯在鄭為將，慎子在魯為將，子文在衛為將，等等。這些專職將領的出現正是隨著戰爭發展的需要應運而生的。
麵對當時的戰爭，孫子對將領提出了“五德”的做將標準。這就是“智”，多謀善斷；“信”，賞罰有信；“仁”，愛護士卒；“勇”，勇敢堅定；“嚴”；明法審令。古人說，孫武尚智，孫臏貴勢，是很有道理的。孫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對指揮才能的重視。
作為將領的主要職責首先也應當是鬥智。他認為，一個“賢將”對於關係全局的“五事”必須有深刻的了解（“凡此五者，將莫不聞”。），對於複雜的、易變的、矛盾的戰場情況要能靈活處置（《九變》：“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對於整個作戰過程要善於分析判斷，考慮利害得失，定下正確的決心（《九變》：“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良好的應變能力（《地形》：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要善於周密地計算敵我兵力對比（《地形》：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沒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和良好的軍事素養，沒有綜合判斷的洞察能力和商人一籌的預見能力，是不可能勝任賢將之責的。
孫子對才智如此重視，如此強調，正是對當時許多血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正麵的例證如齊魯長勺之戰，曹劌“一鼓作氣”的作戰指導，取得了打敗齊軍的勝利、這是由於指揮高明而獲勝。反麵的例證，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蠢豬式戰法是盡人皆知的。還有公元前597年，晉楚兩軍在邲（今河南鄭州東）發生的一次大規模遭遇戰中，晉軍之所以慘敗，就是由於主將荀林父指揮無能，遲疑坐困，並錯誤地下達渡河的命令，以致造成“舟中之指可掬”的（士卒因爭相渡河逃命，先上船者用刀砍斷後爬船者的手指，這些被砍斷在船艙裏的手指可以滿把地捧起來）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