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皓素與荀淑齊名，劉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之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複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皂白邪！”瑾嚐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鍾皓一向和荀淑享有同等的聲譽，李膺經常歎息說：“荀君的清高和見識，很難學習；鍾君的高貴品德，可以為人師表。”鍾皓的侄兒鍾瑾的母親，是李膺的姑媽。鍾瑾喜愛讀書，效法古人，有退讓的風度，和李膺同歲，都有名聲。李膺的祖父、太尉李經常說：“鍾瑾像我們李家人的性格，國家有道，不會久居人下；國家無道，不會受到誅殺。”於是，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給鍾瑾為妻。李膺對鍾瑾說：“孟子認為，‘人要是沒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你對於黑白，為何太不分明？”鍾瑾曾經將李膺的話，告訴鍾皓，鍾皓安慰他說：“李膺的祖父、父親都身居高位，整個家族都很興盛，所以才能那樣做。從前，齊國的國佐專好挑剔別人的過失，以致招來怨恨和報複。現在哪裏是黑白分明的時代？如果一定想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還是你的辦法最為高明。”
和平元年（庚寅、150）
和平元年（庚寅，公元150年）
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甲子（初一），大赦天下。改年號。
乙醜，太後詔歸政於帝，始罷稱製。二月，甲寅，太後梁氏崩。
乙醜（初二），梁太後下詔，將朝政大權歸還給桓帝，從此開始不再行使皇帝權力。二月甲寅（二十二日）梁太後去世。
三月，車駕徙幸北宮。
三月，桓帝遷回北宮居住。
甲午，葬順烈皇後。增封大將軍冀萬戶，並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陰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采土築山，十裏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聘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裏，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嚐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奸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使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又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雲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複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
甲午（疑誤），安葬梁太後，諡號為順烈皇後。增封大將軍梁冀食邑一萬戶，連同以前所封食邑，共三萬戶。封梁冀的妻子孫壽為襄城君，同時陽翟和租稅，每年收入達五千萬錢之多，加賜紅色的綬帶，與長公主相同。孫壽善於作出各種妖媚的姿態來迷惑梁冀，梁冀對她既很寵愛，又非常害怕。梁冀所寵愛的管家奴秦宮，做官做到太倉令，可以出入孫壽的住所，威勢和權力都很大，州刺史和郡太守等二千石高級地方官吏，在赴任之前都要謁見秦宮，向他辭行。梁冀和孫壽分別在街道兩旁相對興建住宅，建築工程窮極奢華，互相競爭誇耀，金銀財寶，奇珍怪物，充滿房舍。又大舉開拓園林，從各處運來土石，堆砌假山，十裏大道，有九裏都緊傍池塘，林木深遠，山澗流水，宛如天然生成。奇異的珍禽和馴養的走獸在園林中飛翔奔跑。梁冀和孫壽共同乘坐人力輦車，在家宅之內遊玩觀賞，後麵還跟隨著許多歌舞藝人，一路歡唱。有時，甚至夜以繼日地縱情娛樂。客人登門拜訪和求見，也不許通報。求見的人全都向看門的人行賄，以致看門的人家產達千金之多。梁冀在京都洛陽鄰近各縣都修築了園林，在河南洛陽城西建立了一處兔苑，麵積縱橫數十裏，發布文書，命令當地官府向人民征調活兔，每隻兔都剃掉一撮兔毛，作為標誌。若有人膽敢獵取苑兔，甚至要判處死刑。曾有一位西域的胡商，不知道這個兔苑的禁令，誤殺了一隻兔，結果人們互相控告，因罪至死的達十餘人。梁冀又在洛陽城西興建了一座別墅，用來收容奸民和藏匿逃亡犯。甚至搶奪良家子女，都用來充當奴婢，多達數千人，稱他們為“自賣人”。梁冀采納孫壽的建議，罷免了許多梁姓家族成員的官職，表麵上顯示梁冀的謙讓，而實際上卻抬高了孫氏家族的地位。在孫氏家族中假冒虛名擔任侍中、卿、校、郡守、長吏的，共有十餘人，全都貪得無厭、窮凶極惡。他們派自己的私人賓客，分別到所管轄的各縣，調查登記當地富人，然後加以罪名，將富人逮捕關押，嚴刑拷打，讓富人出錢贖罪。家財不足的，因為出不起那麼多錢，甚至活活被打死。扶風人士孫奮，富有而吝嗇，梁冀曾送給他一匹乘馬，要求借貸五千萬錢，而士孫奮隻借給他三千萬錢。梁冀大怒，於是派人到士孫奮所在的郡縣，誣告士孫奮的母親是梁冀家裏看守庫房的婢女，曾經偷盜白珍珠十斛、紫金一千斤逃亡。於是將士孫奮兄弟逮捕下獄，嚴刑拷打至死，全部沒收士孫奮的家產，共值一億七千餘萬錢。梁冀還派遣門客周遊四方，甚至遠到寒外，四處征求各地的異物，而這些被派出的門客，又都仗著梁冀的勢力橫征暴斂，搶奪百姓的妻子和女兒，毆打地方官吏和士卒，他們所到之處，都激起怨恨。
侍禦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掠割剝，強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絕命於棰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荊、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後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奸之吏無所依托，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為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雲：“如此，仆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侍禦史朱穆，因為自己是梁冀過去的屬吏，向梁冀上書進諫說：“大將軍的地位，和申國國君一樣的尊貴，位居三公之上，隻要一天行善，天下無不感恩；隻要一天作惡，四海立即沸騰。近來，官府和民間都已十分窮困，又加上水災和蟲災的侵害，京都洛陽各官府的費用增多，皇帝下詔征調的款項，有時高達平時的十倍。而地方的各級官府都說庫裏沒有現錢，全都要向百姓征收，於是用鞭子抽打，殘酷榨取，強迫湊足數目。朝廷征收的賦稅已經十分沉重，官吏私人的聚斂更是變本加厲。州牧和郡太守等地方高級官吏，大多數不是有品德的人選，他們都貪得無厭，對待百姓如同對待盜賊和仇敵。百姓有的在官府的鞭擊棒打之下斃命，有的不堪忍受追逼勒索而自殺。而且，這些掠奪百姓的暴行，都用於大將軍府的名義，就使將軍受到天下的怨恨，官吏和百姓，都感到傷心悲痛，在路上嗟歎。過去，在永和末年，朝廷綱紀稍有鬆弛，頗讓百姓失望，隻不過四五年時間，就弄得全國財政空虛，戶口流散，百姓離心離德。馬勉之徒乘機起兵，在荊州和揚州之間，幾乎釀成大禍。幸賴梁太後開始主持朝政，清靜無為，朝廷內外齊心合力，才得以討平。現在，百姓的憂懼，較之永和末年更為嚴重。如果對內不能發揚仁愛之心予以容忍，對外又沒有保全國家的方略，是不可能獲得長治久安的。大將相等朝廷大臣，跟國家君主同為一體，共乘一車奔馳，共坐一船渡河，車輛一旦顛翻，舟船一旦傾覆，大家實際上是患難與共的。怎麼可以拋棄光明，投向黑暗？怎麼可以走在危險的路上，卻自以為平安？又怎麼可以在主上孤單而時局艱難之際，毫不在意？應該及時裁撤那些不稱職的州牧和郡太守，減省興建宅第和園林池塘的費用，拒絕接受各郡和各封國奉送的禮物，對內表明自己的高貴品德，對外解除人民的疑惑，使仗勢為惡的奸吏無所依靠，負責監察的官吏得以盡職。法紀伸張以後，遠近將一片清平。將軍就會地位更加尊貴，事業更加顯赫，明德將永垂於世。”梁冀沒有采納。梁冀雖然壟斷朝政，專橫跋扈，然而，仍交結皇帝左右的當權宦官，任命他們的子弟和賓客親友擔任州郡官府的重要職務，目的在於鞏固皇帝對自己的恩德和寵信。因此，朱穆又向梁冀上書極力勸諫，但梁冀始終不覺悟，他給朱穆回信說：“照你這樣說，我是一無是處嗎！”然而，梁冀一向尊重朱穆，所以也不很怪罪他。
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托，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武令。
梁冀寫信給樂安郡太守陳蕃，托他辦事，但陳蕃拒絕會見梁冀派來的使者。於是，使者冒充是其他客人，請求謁見陳蕃。陳蕃大怒，將使者鞭打而死。陳蕃因罪被貶為武縣縣令。
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並貨牛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裏求利乎！”遂殺之。冀慚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這時，皇子有病，下令各郡縣購買珍貴的藥材。梁冀也趁此機會，派門客帶著他寫的書信去京兆，要求同時購買牛黃。京兆尹南陽人延篤打開梁冀所寫的書信一看，便將梁冀派來的門客逮捕，說：“大將軍是皇親國戚，而皇子有病，必應進獻醫方，怎麼會派門客到千裏之外謀利呢？”於是將其斬殺。梁冀雖然感到羞慚，但不能開口。其後，有關官吏奉承梁冀的意旨，追查這一殺人案件，以延篤有病為理由，將他免職。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貴人曰孝崇後，宮曰永樂；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钜鹿九縣為後湯沐邑。
夏季，五月庚辰（十九日），桓帝尊其母博園貴人為孝崇後，所住宮室稱作永樂宮，設置太仆、少府及以下官吏，一切都遵照西漢時期長樂宮的前例。從钜鹿郡分割九個縣，作為孝崇後的湯沐邑，收取賦稅以供個人奉養。
秋，七月，梓潼山崩。
秋季，七月，廣漢郡梓潼縣發生山崩。
元嘉元年（辛卯、151）
元嘉元年（辛卯，公元151年）
春，正月朔，群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嗬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嚐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春季，正月朔（初一），群臣朝見桓帝，大將軍梁冀佩戴寶劍，進入宮中。尚書蜀郡人張陵厲聲斥責梁冀，讓他退出，並命令虎賁和羽林衛士，奪下他所佩帶的寶劍。於是，梁冀跪下向張陵認錯，張陵沒有答應，立即向桓帝上書彈劾梁冀，請求將他交給廷尉治罪。桓帝下詔，罰梁冀一年的俸祿贖罪。因此，文武百官都對張陵肅然起敬。河南尹梁不疑，曾經薦舉張陵為孝廉，於是對張陵說：“過去薦舉你，今天正好來懲罰我們梁家自己！”張陵回答說：“您不認為我沒有才能，錯誤地將我提拔任用，我今天伸張朝廷法度，以報答您的私恩！”梁不疑麵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元。
癸酉（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號。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蚩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梁不疑喜好儒家的經書，樂於接待有學問的人士，梁冀對此很是憎惡，於是調他擔任光祿勳，而任命自己的兒子梁胤為河南尹。當時，梁胤年僅十六歲，容貌非常醜陋，穿上官服以後不堪入目，道路上的行人見到他這副模樣，沒有一個不嘲笑的。梁不疑認為兄弟之間有嫌隙，對自己是一種恥辱，於是辭去官職，回到自己的宅第，和弟弟梁蒙閉門在家自守。梁冀不願意他再與外麵的賓客交往，於是暗地裏派人更換衣服，到梁不疑的大門前，記下和他交往的賓客。南郡太守馬融、江夏郡太守田明，剛被任命時，路過梁不疑家，曾經去晉見梁不疑，向他辭行。梁冀便授意有關官吏彈劾馬融在南郡貪汙，並用其他的事誣陷田明，將他們二人都處以髡刑、笞刑，放逐到朔方郡。馬融自殺未遂，田明就死在發配途中。
夏，四月，己醜，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夏季，四月己醜（初三），桓帝秘密出行，臨幸河南尹梁胤家。當天，突刮大風，拔起樹木，白晝一片昏暗。尚書楊秉上書說：“我曾經聽說，上天不會說話，用災異譴責告誡君王。君王至為尊貴，出入皇宮都有常規。凡是出宮，前麵有人清道和警戒行人，左右有人侍衛；凡是入宮，必先派人清宮，然後才能居住。除非是到郊外祭祀天地，或者到皇廟祭祀祖宗，君王的鑾旗禦車，從不離開皇宮。所以，各國的諸侯到臣屬之家，《春秋》尚且舉出，作為鑒戒，更何況是穿著先王規定的朝服，私自外出遊玩？尊貴和卑賤混亂不分，威儀失去等級秩序，侍衛守護空宮，天子的璽印交給婦女保管，萬一發生非常的變化，出現任章一類的謀反事件，上則辜負先帝的希望，下則後悔莫及！”桓帝不能采納。楊秉，即楊震的兒子。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京都洛陽發生旱災，任城、梁國發生饑荒，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司徒張歆罷，以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司徒張歆被罷官，擢升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北匈奴呼衍王攻打伊吾，擊敗伊吾司馬毛愷，又乘勝進攻伊吾屯城。桓帝下詔，命敦煌太守馬達率軍援救，當援軍到達蒲類海時，呼衍王率兵退走。
秋，七月，武陵蠻反。
秋季，七月，武陵郡蠻人起兵反叛。
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
冬季，十月，司空胡廣辭官退休。
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衰而不改，習亂安危，不自睹。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
十一月辛巳（二十八日），京都洛陽發生地震。桓帝下詔，命朝廷的文武百官推薦誌節高尚，不隨俗浮沉的“獨行”人才。涿郡太守推薦崔。崔到達京都洛陽皇宮負責接待的公車衙門時，聲稱有病，沒有參加回答皇帝策問的考試。回鄉後，撰寫了一篇評論當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論》。文章說：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於人主繼承太平盛世為時太久。風俗已經逐漸敝敗，卻仍不覺悟；政令已經逐漸衰敗，卻不知道改弦更張。以亂為治，以危為安，熟視無睹。有的沉溺於酒色，荒淫縱欲，不憂慮國事；有的聽不進任何規勸，愛聽假話而聽不進真話；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猶豫不決，不知所從；於是，親信的輔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閉口不言，隻求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祿；而疏遠的臣下，雖然敢說真話，但因為地位卑微，意見不能受到重視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麵遭到破壞，才智之士在下麵感到無可奈何，真是可悲！
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囂然，鹹複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製，步驟之差，各有雲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製，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暗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雲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複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
自從漢王朝建立迄今，已經三百五十餘年，政令已經嚴重荒廢，上下鬆懈怠惰，百姓怨聲載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興，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時世辦法，在於把裂縫補好，把傾斜支住，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隻是要使整個天下達到安寧的境地而已。所以，聖人掌權，就會根據當時麵臨的形勢，製訂相應的製度和措施。雖然采取的步驟會有差異，設置的製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會強迫人們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會不做當前急需的事，而隻是追求遙遠空洞的思想。孔子回答葉公說，為政在於使遠處的人都來歸服；他回答魯哀公說，為政在於選用賢才；他回答齊景公說，為政在於節約財富。並不是孔子對為政本身有不同的見解，而是針對他們所麵臨的不同的要務。庸俗的人，隻知拘泥於古書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據不同的情勢，製訂不同的製度和措施的道理。隻看重從書中聽來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現實，怎麼可以和這種人討論國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屬上書奏事，雖然主上願意聆聽，但每每遭到牽製和破壞。為什麼會這樣呢？有些頑劣的人士不懂審時度勢，隻知安於所見到過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經成功，也不知快樂，何況在操心事情的開端時，就讓他同意？隻是馬馬虎虎地說，大致遵循原來的法令規章而已；有的人，雖然見識通達，但居名自負，忌妒賢能，因為計策不是出於自己而感到羞恥，於是舞文弄墨，去詆毀別人提出的計策。即便是最好的計策，因為寡不敵眾，也終於遭到擯棄，縱使後稷、子契重生，也束手無策。這就是持賢能智慧的言論的人，所以常常悲憤壓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複治亂秦之緒，幹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曆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勒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嚐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則采用嚴厲的手段，就能夠治理；采用寬縱的手段，國家就混亂。何以知道會是這樣？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統治人民的道理，知道為政的真諦，所以，采用嚴刑峻法，使為非作歹的人心膽俱裂，海內清平，天下安靜，總結他的政績，高於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許多方麵放寬了政令，終使朝政衰敗，皇帝的威勢和權力開始下降，漢王朝的大禍，在他手中奠下基礎。為政之道的得失，從這裏可以明鑒。過去，孔子作《春秋》，褒獎齊桓公，誇獎晉文公，讚歎管仲。那麼，孔子難道不讚美周文王、周武王的為政之道？實在是為了通達權變、拯救時弊的道理。聖人能夠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改變製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卻苦於不知道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自己的認識，以為上古時代所采用的結繩記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紛亂如麻的秦王朝；以為舞弄紅色的盾牌和玉石製作的斧；幹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漢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圍。像熊那樣攀援樹木，伸手展足，象鳥那樣飛翔高空，伸腿展翅，雖然可以延年益壽，卻治不了傷寒重病。用口不斷吐出濁氣，用鼻不斷吸進清氣，雖然可以使身體健康，卻不能連接折斷的骨骼。治理國家的方法，和養護身體相類似，平時注意營養和保護，有病時則使用藥物進行治療。刑罰是治理亂世的藥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去鏟除凶殘，就好比用美食佳肴去治療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罰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藥物去營養和保護身體，都是不合適的。可是，現在繼承曆代帝王遺留下來的弊病，又正逢艱難的時局，自最近幾代以來，政令大多寬容，如同駕馬車的人扔掉了韁繩，馬匹脫掉了銜勒，四匹牡馬橫衝直撞，前麵的道路又非常艱險，應該緊急勒馬刹車，進行拯救，怎麼還有閑暇一邊聽著車鈴的節奏聲，一邊從容不迫地往前走呢？過去，漢文帝雖然廢除了肉刑，但是，將應當砍掉右腳趾的改為斬首示眾，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漢文帝仍是用嚴而非用寬的辦法，實現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兒子。山陽郡人仲長統曾經看到了這篇文章，歎息說：“凡是君主，都應把它抄寫下來，放在座位旁邊，作為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