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天，喬伊斯的最後一部小說《芬納根的複生》（Finnegans Wake）同時在英國和美國出版。《芬納根的複生》是根據一部關於泥瓦工的芭蕾舞劇寫成的，“芬納根”用的是複數，“Wake”作為動詞具有“醒悟”和“守靈”的雙關含義。小說中的泥瓦工在人們為其守靈時蘇醒了過來，同時“Finnegan”一詞本身也是一個蘊含著“終結”和“重新開始”的雙關語，而且小說也用同一句話開頭和結尾，暗示著大地萬物生生不息的反複輪回。喬伊斯在多年的流亡生活中學會了十多種語言，他的多種語言技巧充分體現到了這部小說之中，但小說因此顯得艱深難讀，一時間評價不是很好。12月17日，喬伊斯帶著太太諾拉、女兒露西婭和兒子喬治一家人輾轉來到瑞士蘇黎世，像是畢加索繪畫中一群幾何形狀的人像；到次年1月13日，喬伊斯便因胃穿孔而去世了，離五十九歲的生日還有兩個多星期。
巴黎成為淪陷區之後，1941年的一天，一位會說純正英語的德國高級軍官來到莎士比亞書店，想要購買櫥窗裏陳列的喬伊斯小說《芬納根的複生》，希爾薇亞拒絕出售最後的孤本，軍官氣憤地走了。兩個星期後軍官又來，但已見不到此書，於是威脅要沒收整個書店。幾個小時之後，希爾薇亞便關閉了書店，外麵的招牌也用油漆塗掉了。但她還是未能逃過牢獄之災，1942年在審查營中度過了六個月，最後因為維希政府中的一位部長賞識她，而重新獲得自由。
到1944年8月26日星期天，正好是巴黎的德軍宣布投降的次日，清晨陽光明媚，巴黎的街道上還在逐條清除殘餘的德軍，海明威作為指揮官，帶著四輛英國小軍車的士兵來到希爾薇亞德洛鼎街12號的住宅下，大聲叫：“希爾薇亞，希爾薇亞，海明威來了！”希爾薇亞奔下樓來，高頭大馬的海明威舉起小鳥一樣的希爾薇亞，拉起她雙手在空中轉圈。海明威問可以為她做些什麼，她說她和她女友的屋頂上還有德軍狙擊手。於是海明威和他的士兵上屋頂清除了殘餘的德軍；看到希爾薇亞沒有危險了，海明威才帶著士兵離去。
1962年10月6日希爾薇亞因心髒病在巴黎去世，享年75歲，歸葬於王子鎮墓地。作為一個僑民和長年流亡者，希爾薇亞體現了美國人和法國人的雙重性格。可貴的是，她吸收了兩種文化人格中的優點。她的傳記作者費希精致地描述了她的雙重文化人格：“希爾薇亞最為親近的成人朋友都是法國人，但她仍然保持了美國人身份。葛雀德·斯泰恩曾宣稱‘美國是我的祖國，但巴黎是我的家園’，較之斯泰恩，這句話更為準確地描述了希爾薇亞·畢奇。與葛雀德不同，希爾薇亞更為精通法語，她所交的法國朋友也更為親密。她定居法國時已經二十九歲，她的智慧和成熟讓她避免了流亡者通常所犯的錯誤。一方麵，她從來沒有企圖否認她的美國遺產，接受一種不是生來就屬於她的民族認同。在另一個極端，她也沒有選擇生活在巴黎的美國社區，避免法國人及其習俗。她吸收了法國文化，偏愛許多法國的而不是美國的方式。正如安德琳的證言所說：她是出奇的‘同時是地道的美國派，又是地道的法國派’。她結合了兩個國家的某些獨特特征：她精力充沛，待人友好，同時又無自我意識，慎重，還有一點點怪癖。”希爾薇亞的美國人性格表現在安德琳所說的“朝氣蓬勃，待人友善，清新，英雄氣質和惠特曼所說的觸電感。”而她的法國人特性則體現為，熱情地依戀法蘭西文化，充滿懷疑和察微識小的法國人情懷，以及無自我意識（Unselfconsciousness），即會在大街上情不自禁地表現自己。
戰爭爆發前曾有很多親友勸說希爾薇亞回美國，尤其是八十多歲的父親再三要她回去。她給出了多種不願回美國的理由，諸如戰時回去較危險，在美國沒有一項她喜歡的職業，以及沒有錢再回法國等等。但最為重要的兩條則是：她不願放棄心愛的書店，也不願離開她的女友安德琳。我想，最關鍵的是她不願離開二、三十年代巴黎那種自由和充滿藝術創新的氛圍。二十世紀上半葉最有創造性的作家和藝術家幾乎都是誕生於巴黎這個最富有魅力的魔都，至少是受過魔都的洗禮：畢加索、達利和莫迪格裏尼等流亡畫家，主要也是被巴黎的自由創新氛圍所吸引。當時的美國在自由氛圍上遠遠落後於巴黎所代表的法國，不僅在戰前禁止色情小說，而且直到戰後還用刑法懲治同性戀，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數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約翰·納希（電影《美麗心靈》中的主人公）在五十年代曾因同性戀被判入獄。自由及由此產生的藝術活力無疑是指引希爾薇亞及其他美國流亡者的一盞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