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的翻譯譜係
域外傳真
作者：蔣書麗
根據葛浩文的個人統計，截至2013年，其翻譯出版的大陸和台灣的文學作品（不包括其他書籍中收入的篇章和節選），共計五十二部，已提交出版社或已簽合同、正在進行中的尚有七部，其中有阿來的《格薩爾王傳》、王安憶的《富萍》以及賈平凹的《廢都》。
在已出版的五十二部譯著中，莫言居首，共有九部；其次是蕭紅和蘇童，各有四部；劉恒、畢飛宇和王朔各二部。台灣作家中，葛浩文比較偏愛黃春明，已出版三部。部分翻譯是葛浩文與妻子林麗春女士合作完成的，另巴金的《第四病室》（1999年）和端木蕻良的《鴜鷺湖的憂鬱》（2009）是他和孔海立合譯完成。
一
總體來看，葛浩文的翻譯是以當代大陸作家的小說創作為主。但他的早期翻譯，則比較雜，既有台灣作家，如陳若曦、李昂，也有大陸作家，如楊絳、張潔；除了當代作家外，也有現代作家，如蕭紅、端木蕻良。眾所周知，他走上中國當代文學翻譯之路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女性作家——蕭紅，讓葛浩文提筆翻譯的卻是另外一位女性作家——陳若曦。葛浩文翻譯的第一部中文小說即是台灣作家陳若曦的《尹縣長》，1978年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2004年出了修訂版，這部記錄陳若曦在大陸“文革”期間生活的小說集，為她奠定了在文壇的地位和她的紀實寫作風格。而葛浩文的這第一部譯著，也得到了評論界的關注，當年7月2日的《紐約時報》刊發了題為《真實的中國》的書評，從題目上，可想而知評論者的立場和著眼點，這毫不奇怪。該評論用大量的篇幅敘述了當時中國的曆史背景以及陳若曦在中國的經曆，似乎完全忽視了該小說是一部文學作品，這一點，可以說是《紐約時報》書評的一貫風格，即便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其將文學和政治混為一談的風格始終也沒有改變。
葛浩文最初的翻譯似乎偏愛女作家，最早翻譯的十部作品中，除了黃春明和端木蕻良外，都是女性作者，包括楊絳、蕭紅、張潔、李昂，當然他此時最鍾愛的是蕭紅。在最初翻譯的著作中，引起關注的主要是楊絳的《幹校六記》和李昂的《殺夫》，這點和兩部著作在漢語界引起較高的關注度是一致的。在《幹校六記》的評論文章《“臭老九”的再教育》一文裏，作者開篇給出了一個通用至今的論斷，“就其豐富性、道德的緊迫性和戲劇性來說，沒有什麼曆史事件比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更具有文學潛力了”。放眼望去，當今中國文壇的主力以及他們的重要作品，可以說多是得益於“文革”提供的豐富素材。而這種深具曆史感的文學作品，卻成為域外窺探中國的一個窗口，嚴重的曆史錯位則又再一次地形成了認識上的荒誕，而關於“文革”，我們寫得夠多，卻思考得不夠深，大多一如既往地是一個受害者的視角。
關於《殺夫》，葛浩文在書名上做了大膽的改動，譯為The Butcher’s Wife（直譯為《屠夫的妻子》），這一改動，相對於原題目的血腥和暴力，顯然更含蓄些，也更能給讀者充分的想像空間。葛浩文不僅翻譯了李昂的作品，也對李昂的創作進行了全麵的分析，在《性與社會：李昂的創作》一文中，葛浩文詳細介紹了李昂的創作曆程以及作品中大量涉及性內容的內在心理機製，並充分肯定了李昂正是由於“這種對於個人感覺的深度探索，而不是別的什麼，奠定了她作為台灣最大膽和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的名聲”。
《殺夫》的出版引起了評論界的注意。《洛杉磯時報》很快發表了書評，稱該作是“描寫關於被男人壓迫的女性的作品中，或者在一個冷漠的社會中被扼殺的無助的犧牲品的作品中是最卑劣的也是最恐怖的一本小說”。不能不承認，李昂的《殺夫》在當年兩岸讀者中都引起了相當大的震驚。如果說，魯迅的《祝福》是以一種旁觀者的冷峻視角描寫中國女性的被剝削和被扼殺，李昂的《殺夫》則是采用電影鏡頭般的手法將女性被欺淩的血腥場麵呈現在讀者麵前，因而也就更有震撼力，而其中不僅是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欺淩，更有女性的愚昧陰險對另一天真無知女性的扼殺。
在這一階段裏，葛浩文最勤奮的一年是1990年，共計有五部譯著麵世，包括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白先勇的《孽子》、艾蓓的《紅藤綠地母》以及謝豐丞的《少年維特的身後》，從中不難看出，葛浩文在選擇書目上還比較盲目或者被動。上述幾部作品，都沒有引起什麼大的反響，可以說，也沒能抓住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代表性作品。如今回過頭看，葛浩文錯過了九十年代前很多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但幸運的是，之後葛浩文的翻譯選擇就漸入佳境，基本上抓住了中國當代文學引領潮流的一些代表作家。
二
1991年，葛浩文翻譯出版了賈平凹的《浮躁》，並獲得了帕伽索斯文學獎，該譯著還於2003年由格羅夫出版社出版了平裝本。它的出版，得到了著名學者王德威的關注，其於來年的《中國現代文學》上發表了評論文章，將賈平凹的鄉村描寫和魯迅、茅盾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其超越了後兩者之處在於增加了心理和意識形態分析，而對於譯者，也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其對原作的改編使其更具可讀性。甚至認為“《浮躁》也是一個譯者似乎比作者更了解他想要表達什麼的譯作”。
1993年，葛浩文遇到了莫言。《紅高粱》同時由企鵝出版公司和英國海尼曼出版公司出版，1994年企鵝公司出了經典版。不可否認，該作的翻譯開啟了葛浩文和莫言長達二十年的良好合作關係，也為莫言最終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立下汗馬功勞。其實，早在2000年高行健獲取諾貝爾文學獎時，葛浩文就預言過莫言獲獎的今天，不妨這裏引述一下他的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