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奇在獄中想到效法前輩“窮愁而著書”，不用說此時的他什麼生理、安全、歸屬、尊重等等需要早因“剝奪”而“喪失”，就連紙和墨都沒有，怎麼辦？“見有舊簽簿爛碎，遂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即書之”（《草木子·自序》）。這種絕境中的機智，倒也再一次證實了“常善救物，故無棄物”（《老子》）、“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抱樸子》）的哲理。
這一點，在那些“發憤著書”者的身上也同樣體現得很明顯。比如太史公司馬談臨終時握著司馬遷的手，說：“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賜舊聞，不敢闕’。”司馬遷三十八歲嗣父職，為太史令，便投入準備工作，四十二歲開始撰寫《史記》，四十六歲因為對於李陵之事說出自己的看法，“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不料反而觸怒了武帝，獲罪下獄，受宮刑。五十歲被赦，任中書令，武帝時此職以宦者為之，所以司馬遷說：“身直為閨閣之臣”，“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然而這一切都沒有使他中斷《史記》的寫作，約在五十五歲全書結稿。隱忍苟活，百折不撓，“成一家之言”，不僅實現了對父親的承諾，而那“高辭振幽光，直筆誅隱惡”（秦觀《司馬遷》）的風格，也充分地展示出一位史學家的責任、使命與愛憎情懷。也正是如此，《史記》才能成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才能“至今青簡上，文采炳金雘”（秦觀《司馬遷》）。
葉子奇的《草木子》攬括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世事人生、社會矛盾、時政得失、元之興亡等等，“尤其是關於元朝的掌故和農民起義的史跡，有很多是他書所沒有述及的”。同樣關乎“人類的利益”、家國的命運，其著作亦常為後世史家、學者所征引，“是書終不磨滅，則其遇既與左、遷後先一轍，而《草木子》亦與史、國今古流傳，安知非造物以不朽之名厚報之也哉”，誠可謂“草木其人，不草木其言”。
是的，《草木子》和《史記》的寫作一樣，顯然是在困苦、屈辱中一點一滴積累而成的，其艱辛是難以想像的。《草木子》完書於作者出獄之後的洪武十一年（1378）十一月，直到正德十一年（1516），葉子奇的裔孫葉溥為其刊行，沉寂了一百三十八年。《史記》完稿對司馬遷是一生大事，而在當時其人、其書皆無足輕重。其人，“後來怎樣，竟沒有確切的事跡可資佐證，所以他的卒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考定它”。至於其書呢？“記言、記事雖古史職，然漢時太史令但掌天時星曆，不掌記載。故史公所撰書仍私史也。況成書之時，又在官中書令以後，其為私家著述甚明。故此書在公生前未必進禦”。又據《漢書》本傳記載：“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述其書，遂宣播焉”，是亦有賴於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