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奇的《草木子》
燈下隨筆
作者：趙其鈞
葉子奇是浙江龍泉人，元末明初學者，其造詣與“浙東四先生”（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不相上下。朱元璋攻下金華，“四先生”皆受聘，明初已是高官顯宦。葉子奇直到洪武八年（1375）才做了嶽州巴陵縣（今湖南嶽陽）主薄，而更不幸的是洪武十一年關進了大牢。身在獄中，心卻未閑，他開始寫作《草木子》。
孟子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醜上》）又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反複論述，要在強調辨別“是非”，是心智的起碼表現，是人性的標誌。否則，那就很難說是一個正常的人。因此，葉子奇入獄之後，首先要思索的當然是：自己究竟有罪，還是無罪？判決是對，還是錯？所以他在《草木子·自序》中一開頭就敘述事情的經過：洪武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祭祀城隍神，儀式尚未開始，一夥小吏躲在角落裏偷飲豬腦酒。倒黴的他不期而遇，見到這一幕，也許是書生習性，缺少特殊的聯想。可是縣學生員中倒有巧於聯想的“高手”，將此事告發了。“吏懼，浼眾為之言。別生複言於分臬”。從一方恐懼、求情，一方不依不饒，繼續上告來看，可以感到那狀告的內容似乎已不是什麼貪杯嗜飲、行不檢點的小節。究竟是什麼？葉子奇在序中也沒有說。不過，在文網密布、多疑濫殺的當時，可以推測最令人恐懼的告發，大概就是以“豬”，諧音“朱”，“飲豬腦酒”，“豬”字犯忌，而且還恰恰發生在祭祀之日，祈禱乎？詛咒乎？抑或兼而有之，用心何其“惡毒”！因此葉子奇在序中也隻能隱而不語，不便重複，難以明言。世事總是變化的。這種話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時候，就無須躲躲閃閃了。雖然，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下旨，明令禁止民間養豬，因為豬養大了難免挨一刀，實屬不吉不敬。幾年之後，豬就斷種絕跡，可沒想到祭祀獻牲無豬，對神靈、祖宗又無法交代，隻得取消禁令，再養再殺。這個插曲，也表明上述“推測”也並非毫無道理。再回到原來的話題，倘若告發的內容如上所述，受理者也真的把它定性為嚴重的“政治事件”。那麼，作為縣主薄的葉子奇即使沒有策劃、參與，見而不報，也該懲辦。
葉子奇在《草木子·自序》的開篇用言簡意賅，引而不發的筆墨，將這個荒唐年代的荒唐事，告白於天下，正表現出不甘冤屈，追求是非、公正的精神與心智。我們再看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他以大量篇幅反複訴說“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大謬不然”的冤情之由來，到書信的結尾，猶忍不住地呼喊：“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讀之，“如見其慷慨激烈，須眉欲動”（林雲銘《古文析義》卷八）。
不過，生活是嚴峻的，有時還是殘酷無情的，對於弱者而言，這種“基本需要”未必能得到。比如葉子奇不甘冤屈，也隻能屈辱於囹圄；告白天下，也無改於現實。怎麼辦？狹窄的牢房從來也鎖不住遨遊天地、上下求索的人心。這，對於文人來說最常見的表現方式就是寫作，就是“發憤著書”，“患難著書”。葉子奇寫作《草木子》也正是這種精神文化的承傳，他說：“因思虞卿以窮愁而著書，左丘以失明，厥有《國語》，馬遷以腐刑，厥有《史記》，是皆因憤難以攄其思誌，庶幾托空言存名於天地之間也。”“著書”可以談古論今，宣泄憂憤；可以轉移思緒，平衡心態，拓寬心境；同時，還可以展現才智、表達識見、樹德建言，“存名天地之間”。
魯迅先生曾說過：“古人所謂‘窮愁著書’的話，是不大可靠的，窮到透頂，愁得要死的，哪裏還有許多閑情逸致來著書。”（《“碰壁”之後》）這話不無道理，但不能“說死”，因為世事是複雜的，人是多樣的，苦難可以毀滅一個人，也可以磨礪一個人，生活是辯證的。當然，魯迅先生是嚴謹的，他隻說：“不大可靠”，而非“絕不可靠”、“絕無此事”。同時，他也說過司馬遷作《史記》，就是“發憤著書，意旨自激”（《漢文學史綱要》）。不過，還是應該指出在困境、逆境、險境中“著書”，畢竟不同尋常，更不是出於“閑情逸致”，它之所以能成為現實，而且還是“愈窮則愈工”，這除了必具的知識、意誌、才情之外，人的“需要心理”也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因素，“需要”是指向，也是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