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的周圍
人物春秋
作者：張曉唯
天津南開係列學校（大、中、小學）的創辦，主要得益於嚴修（字範孫）的聲望、人脈和實力，校長張伯苓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南開元老黃鈺生直言：嚴、張二人的關係“一為東家，一為西席”，即是說，張最初乃嚴氏聘請的家庭教師。當南開的事業越做越大，嚴、張間的合作共事就具有了不可分離的夥伴效應。及至南開學校校慶四十年時，重慶《大公報》社評稱：南開乃張校長所一手締造，距史實已遠。實則，張伯苓本人早在1931年校慶二十七周年之際，即就此作過十分恰切的表述：本校創辦人是嚴範孫先生，承辦人是我。他強調說，南開前期靠嚴先生，“他的偉大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所謂前期，應是嚴修在世的1929年以前。後期呢？1948年張伯苓在浙江大學介紹南開辦學經驗，稱南開“後期靠基督教”。聽者不免感覺突兀，不明所以，然究其所言，似指美國教會勢力的資助。美國“洛克菲洛基金會”曾一再提供資金讚助南開，張本人早年加入教籍，其榮獲的兩個名譽博士學位均得自有美國聖公會背景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不過張氏這一說辭，似在謙遜回避他個人的辦學業績，事實上，嚴修故去後的二十年間，承辦人張伯苓將南開推向了事業的峰巔。
一
嚴修在世的最後幾年，張伯苓已經展現出很強的辦事能力，贏得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大總統黎元洪曾以教育總長一職相許；少帥張學良則視其為良師益友，在東北大學草創階段更是多有借重。極具實力的管理美國退還庚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中方董事不僅有張伯苓，在董事長範源廉病逝後，進而接替此職。不過，這些榮耀的取得，均來自民國前期的北洋政府。隨著1928年夏季國民革命軍二次北伐，京津一帶再次迎來“改朝換代”。6月12日，南開中學期末考試最後一天，天津城西馬路一帶槍聲大作，革命軍進城，奉係督軍褚玉璞退兵。作為社會賢達的南開校長張伯苓，麵對南方革命政府，或多或少有那麼一點“前朝舊人”色彩。畢竟他跟隨嚴修“化緣”興學，與北洋軍政勢力結緣不淺，屬革命黨秉政之初須排斥之列。
南京國民政府在教育界實施的大動作，首先是改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其美方董事基本留任，而原中方董事大部分被撤換。南京方麵認為，該機構由賄選總統曹錕任命，“現國民政府統一全國，此種賄選亂命自當根本取消。且所任命之董事中，有為國民政府所通緝者，有為擁護賄選之官僚與學閥者，皆不當任其主持國民政府之教育文化事業”。頗有些書生氣的胡適對此舉持異議，致函主持其事的蔡元培，希望將享有“清譽”的周詒春（前清華校長）、張伯苓留任，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辭職換取張的留下。蔡元培回函予以“峻拒”。顯然，國民黨政權此時對所謂北洋舊人尚不肯包容……
不過，張伯苓不同於書生氣十足的胡適，他處世顯然更加現實和靈活。南開學校每年幾十萬支出的費用等待著他設法籌措，而這倘離開了當權者幾乎不可想象。好在蔣介石委派秘書錢昌照遍訪京津各校，對南開印象頗佳，而張伯苓也不失時機地表露對新當政者的擁戴，這些歸結為一個尚好的回報：蔣命令已經“易幟”的張學良給予南開一定力度的常年資助。無疑，此舉大大拉近了張伯苓與新政權之間的距離。事實上，當南方二次北伐大局已定，張伯苓就通過故交孔祥熙的關係，在上海拜訪了主管財政的宋子文，為進一步結納最高當局埋下了伏筆。
1929年的前九個月，張伯苓在美歐旅行，其目的在考察教育和募集經費。這期間，年屆古稀的嚴修於3月中旬辭世，數月後，南開大學五位重要教授紛紛離校他往。麵對校內多事之秋，張伯苓並未中斷行程。他在海外屢屢發表高論，向國民政府示好。在斯坦福大學演講，談及國內形勢，他說：“今革命幸告成功，不啻去雲翳而見天日，全國氣象煥然一新。”在另一次演講中，他稱“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由軍政而訓政，再次為憲政，步驟井然，如能行之不誤，定能進入承平之世”。在倫敦的一個歡迎會上，有人質問：南京大興土木修中山陵，是否虛糜金錢？張伯苓應聲答道：“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曆史上之地位，至少可說是最近四百年來第一人，無論用多少金錢，以紀念孫先生，十分正當，十分應該。”在政治歸屬上，伯苓先生可謂做足了姿態。
少帥張學良應允資助南開二十萬元，分十年付清，可是首年撥付二萬元後，第二年僅交付四千元，其餘便遲遲無下文。張伯苓歸國後，迭函東北要員王維宙等人催促續撥，看來並不順利。他又聯係當年與嚴修有些交誼而今已成黨國“新貴”的李石曾，希圖得到其主持的俄國退還庚款的補助。晉係將領傅作義時任天津警備司令，對於張伯苓辦學之艱難有所體認，主動提議將所轄南郊小站營田交由南開大學經營，以其所得用於辦學。傅、張之間的交情由此開啟，後來傅將軍在長城一線抗戰，收複百靈廟，張伯苓讚為民族英雄，發動民間捐款捐物，支援前線將士。廈門大學的有關捐助即是經由南開張伯苓之手轉交。全麵抗戰開始後，傅作義的家眷被安置於重慶南開中學校內，由張校長特別關照。當然，這已是後話。
二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時局動蕩，南開各校經費拮據，僅南開中學即負債達三十萬元，可謂靠赤字維持運作。四川民生公司老板盧作孚由丁文江介紹，造訪南開，張伯苓向其大吐苦水。1930年12月，蔣、馮、閻的“中原大戰”因張學良的介入援蔣而終見分曉，東北軍再度入關，接管平津地區。作為老朋友，少帥堅請張伯苓出任天津市長一職，顯然也順乎情理。可是，張校長“在茲念茲”的重心在南開，緩解辦學難局乃首要急務，哪有心思“更上層樓”？他極其熱情地接待來校視察的張副總司令夫婦，卻以校務羈絆、“不願放棄二十六年教育生涯而卷入政治漩渦”為由婉拒了其盛情相邀。
此時，張伯苓真正心儀的領袖人物是南京的蔣介石。就在接待少帥夫婦一周之後，張伯苓偕心腹秘書伉乃如來到南京，於12月24日首次拜見蔣介石。蔣對張三十年如一日專心辦學大表欽佩，對於南開校風稱譽不已，了解並同情南開的經濟狀況，允諾設法予以補助。張伯苓對於最高當局重視教育的表態印象極深，在其後寫給宋子文的信函中特別提及。顯然，宋應是此次會麵的牽線人。此後，張伯苓又幾次致電致函蔣介石，陳述學校經費困難各節，進而提出由英國退還庚款委員會每月指配二萬元補助南開的請求。也就是在此前後，張校長罕見地對已經從政的校友田炯錦表示：自己雖以專心辦理教育為職誌，但南開造就的學生應在政治上有所貢獻，因為政治實一切事業之重心。他期望南開人在政治領域能形成自己的影響力。此一變化未可小視，潛心辦學者開始萌發政治進取心。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在北平組建華北政務委員會，張伯苓被任命為委員之一。兩年後又組成由黃郛領銜的政務整理委員會，張仍任委員之職。這期間，已決意棄學從政的翁文灝在廬山向蔣介石進言：國家危難之際，急應延攬人才，不宜過分拘泥於黨派，而應擴大用人範圍，並舉薦了胡適、張嘉璈、吳鼎昌、張伯苓等多位非國民黨人士，蔣表示願意延攬借重。從後來的事態觀察，蔣基本采納了翁的建議。張伯苓雖然時常向外界表示，自己對政治完全是外行，但對於華北事務亦曾熱心參與和建言。他以社會賢達身份赴山東，盡力調解韓複榘與劉珍年部的戰事，效果尚佳；當華北形勢日益危殆時，他大膽向南京當局直言：為了防止日本使華北特殊化的預謀，中央應盡力支持宋哲元等華北將領，以增加他們對國民政府的向心力。蔣介石聞言，頗為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