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雲錦風在下（四）
書林折枝
作者：吳強
一國民眾在特定時期內對他國擁有怎樣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可被視為兩國關係的“溫度計”和“晴雨表”，而若將此形象於不同時期內的變遷軌跡彼此聯結，不啻為一部簡明的兩國關係史，“陰晴圓缺”一目了然。
作為目前世界上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兩個大國，中美關係不僅牽扯雙方，同時也是國際關係大家庭中的重要一極，攸關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局，而美國的中國形象變遷則多少能夠說明兩國雙邊關係的發展與走向。自1776年獨立建國以來，中美關係曆經風雨，既有互為好感的蜜月期，也不乏劍拔弩張之時。可以說，每一時期中美關係的變化都為隨後美國民眾眼裏的中國形象變動預留了伏筆，一旦形成某種固定形象，短時期內也將很難改變，而且反過來會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產生影響和衝擊（正負兩麵都有可能）。站在二十一世紀回望這兩百多年來的中美兩國交往史，中美關係能有今天這樣較為良好的局麵，應該感謝那些為促進兩國交流、溝通，增進兩國互信、合作而努力的各方友好人士。在這一長串名單中，本文主人公哈羅德·伊羅生（HaroldR.Isaacs，也譯艾薩克斯）理應占有其一席之地，這不僅因為他是二十世紀中美關係的親曆者，伊羅生更用其健筆以美國的中國形象為切入點記錄下自己對中美關係變遷的思考，親曆者外又添一闡釋者角色，可謂身兼兩任。
伊羅生1910年出生於美國曼哈頓西區的上流社會家庭，係立陶宛猶太人後裔，父親為富裕的房地產商。1929年，十九歲的伊羅生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在大學期間，伊羅生利用哥大的豐富館藏仔細研究了西方各國在中國的大致情況。大學一畢業，伊羅生就來到中國，以記者身份服務於多家報紙，並於1932年創辦《中國論壇報》。1935年返回美國，從1943年起至1950年擔任《新聞周刊》副主編，1963年以後則供職於麻省理工學院，專門從事中國和亞洲問題的研究並出版多部著作，計有《國民黨反動的五年》（1932）、《中國革命的悲劇》（1938）、《亞洲殊無和平》（1947）和《心影錄——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和印度形象》。愛爾蘭大文豪蕭伯納當年訪問上海時，宋慶齡在其寓所宴請，出席作陪的有魯迅、蔡元培、史沫特萊、林語堂和伊羅生，他們七人在寓所陽台上留下一張曆史性合影。可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間所發表的這張經過技術處理後的照片上隻留下前五人，林語堂和伊羅生則消失無影。直到“文革”結束後，由宋慶齡出麵安排，伊羅生才重新得到訪華邀請。《美國的中國形象》內容節選自《心影錄》一書的中國部分，該書後來被廣征博引，成為美國亞洲研究的經典著作之一。
伊羅生將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劃分為六個階段：尊敬時期（十八世紀）、輕視時期（1840—1905）、樂善好施時期（1905—1937）、讚賞時期（1937—1944）、清醒時期（1944—1949）、敵對時期（1949—）。與美國大多數漢學家多以曆史文獻為主要材料的研究方法不同，伊羅生在《美國的中國形象》中運用了社會學研究中的調查法和統計法，主要材料全部取自對一百八十一名美國人的訪談，“這項調查時關於美國人對中國，尤其是對中國人的看法和印象的”。為了盡可能準確反映美國人的中國形象，伊羅生在選取訪談對象時可謂煞費苦心，他並未隨機選定訪談對象，而是依據特定領域的重要職位、涉及亞洲事務的程度、獲得方式和途徑（比如通過旅遊和個人交往、書本和文字知識）這三大標準來選擇訪談對象，並且有意識的選擇了一些婦女和黑人作為補充。伊羅生的目的在於弄清“對這個迄今仍很遙遠的國度和人民，美國人的腦子裏究竟存在著什麼看法？有什麼概念？有什麼印象？”
“如同中國的名川大河常漲常落並不斷改變入海路線一樣，中國人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也經曆了一條漫長的變化曆程，從馬可·波羅到賽珍珠，從成吉思汗到毛澤東”。兩組人物也分別代表了中國形象的兩個方麵，前一組人物表明中國人有著諸多優秀品質：極度聰明、持久勤奮、遵守孝道、愛好和平以及堅忍克製等，而後一組人物則呈現出中國人完全不同的另一麵……伊羅生此舉意在說明美國人的中國形象往往就在這兩者之間搖擺，不存在某一單一形象長期居統治地位。“任何一種形象都從未完全取代過另一種形象”。這兩種形象並非相互排斥，而是一體共存，“一經周圍環境的啟發便會立即顯現出來，毫無陳舊之感”。整個十八世紀，以建國先賢為首的美國人對遙遠的中國充滿欽佩和尊敬，伊羅生也以此為起點展開此下兩個世紀中國形象變遷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