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結論可了不得了，因為慣常的成見是工廠要補償鄰居。他把文稿寄給米爾頓·弗裏德曼的小舅子，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做研究的戴維德教授。戴說服不了科斯修改觀點，就邀請他在1960年春天到芝加哥大學來做一次說明。於是，就有了經濟學史上最著名的辯論聚會。當時參會的有弗裏德曼、斯蒂格勒等10大經濟學名家。
張五常曾多次繪聲繪色地講述過這次辯論。辯論的結果是弗裏德曼半途突然轉而支持科斯，舌戰群雄。早上離開時，大家都認識到此夜是曆史的重要一刻。“一個英國人單槍匹馬，戰勝了整個芝加哥學派”。
在這篇文章中，科斯寫下一句“權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這句話被當做科斯定理的最通俗版本。斯蒂格勒後來又總結了另一個版本：若交易費用為零，效率與產權的初始配置狀態無關。即若沒有交易費用，無論是把空氣的權利界定給工廠，還是給鄰居，效果都是一樣的。工廠或鄰居會補償對方，達至清潔空氣的邊際用值和工廠汙染生產產品的邊際收益相等處。
科斯在1991年獲得諾獎時發表了主題為《生產的製度結構》演講。在這篇文稿中，科斯自評了這兩篇文章的意義。自庇古以來的經濟學家認為，需要政府采用某些行為來限製對他人有害影響的所謂“外部性”行為。“而科斯定理的意義在於，它動搖了庇古體係。因為標準經濟學假設交易費用為零，科斯定理則表明，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庇古方案沒有必要。”各方之間的談判已經導致會帶來財富增加最大化的安排了。
是的，正是科斯定理重構了整個經濟學的基礎，使得我們把目光投向五光十色的正交易費用世界，考察市場和企業，考察決定交易費用大小的關鍵“局限條件”和製度對人類行為選擇的影響，經濟學變得生動有趣起來。
科斯的“中國結”
早在學生時代閱讀《馬可·波羅遊記》的時候，科斯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10年，在接受其助手、華人經濟學家王寧采訪時，科斯自述道，《馬可·波羅遊記》令自己印象深刻。他稱：“幾百年前，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中國曾取得過巨大的成就，這個印象—直留在我的腦海之中。”
與張五常的交往增進了科斯對中國的了解和興趣。科斯在接受王寧采訪時承認，很多年前，張五常在芝加哥大學待了兩年，兩人經常一起聊天，並很快成為好朋友。科斯自覺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這段生活對兩人都獲益匪淺。
張五常對交易成本理論的闡釋和拓展，不僅反過來影響了科斯，也影響了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約拉姆·巴澤爾和奧利弗·威廉姆森。這樣一大批新製度經濟學家的理論貢獻，外加中國眾多經濟學家的引介、闡釋和應用，最終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科斯與眾多華人經濟學家有交往，其中張五常當屬首位。在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說中，科斯多次提及張五常的貢獻。20世紀80年代初期，科斯就極力建議張五常去香港大學任教，因為他認為香港大學是當時對中國最新的經濟改革進行研究的最好去處。1993年，科斯邀請中國經濟學家盛洪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
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科斯教授以98歲高齡，親自倡議並主持召開“中國經濟製度變革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他自掏腰包，婉拒別人讚助，堅持用自己的諾貝爾獎金，邀請數十位中國企業家、學者和官員以及眾多國際頂級經濟學者，包括諾貝爾獎得主蒙代爾、諾斯、福格爾、貝克爾，國內應邀參加會議的經濟學家有茅於軾、周其仁、盛洪、張維迎、朱錫慶等，齊聚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深入討論中國經濟製度變革的曆史經驗、未來前景及其對經濟科學的貢獻。
其實，為了召開這樣一個重要會議，科斯教授提前兩年就開始謀劃準備，他請助手王寧博士協助自己處理日常事務，邀請自己最欣賞的張五常教授為會議撰寫主題論文，那就是後來張教授以中英文同時出版的《中國的經濟製度》。科斯對會議的籌劃別具匠心。他相信基層幹部和企業家最了解中國國情，所以特別邀請一些中國地方官員和民營企業家與會。他還建議與會者千萬不要為了開會而構造複雜的數學模型，他希望聽到“貨真價實、地地道道”的中國故事，並且是由故事的創造者自己來講。
有一個細節令人非常感動。科斯對王寧博士說，自己有生之年沒有到過中國，看來再去中國的機會也很小了，是終生莫大遺憾。現在請中國朋友到芝加哥來開會，一定要盡最大努力讓中國朋友們舒適方便，所以他要給所有中國與會者提供頭等艙機票和五星級酒店，哪怕自己的基金破產也沒有關係。王寧博士打電話問國內朋友們的意見，大家都為科斯教授的慷慨深深感動。後來大家一致同意要盡量為科斯教授節省經費，能夠自己承擔的費用就自己承擔。整個會議的籌備和舉行非常順利。科斯幾乎是事必躬親，講話稿都是自己手寫的，密密麻麻幾頁紙。
7月14日會議正式開幕，科斯為會議致辭，他說：中國過去30年所發生的變革，是人類曆史上沒有見過的奇跡……他想請中國朋友到芝加哥來，給美國朋友們講講他們的故事、他們的傳奇、他們的經驗以及他們的未來。科斯還說：“盡管張五常經常向我講中國的變化，王寧博士也時常向我介紹中國的情況，我對中國卻是一無所知，希望你們教我。我是一個出生於1910年的老人，經曆過兩次世界大戰和許多事情，深知中國前途遠大，深知中國的奮鬥就是全人類的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