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遺產
人物
“中國的奮鬥，便是人類的奮鬥，我將長眠，祝福中國。”在科斯用自己所獲的諾貝爾獎金資助的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上，他曾經深情地如此說。
2013年9月2日。102歲的羅納德·哈裏·科斯與世長辭。這位經濟學巨匠。是新製度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開山鼻祖，也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此時，距離他的首次中國之行僅差一個月。他原本計劃在2013年10月前來中國，完成多年夙願。
科斯終其一生從未踏上中國的土地。但他的產權與交易理論卻奇異地在這個大國產生著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活躍在中國改革大舞台上的大批經濟學家，手握科斯提供的理論工具，在迄今全世界最大的“金礦”裏淘金——不僅投身經濟學的學術研究，更是探索中國層次豐富的製度創新。
一座豐碑
自近代實驗科學誕生以來，世人存在一個普遍的誤讀，即把探求自然界規律的物理、化學、生物等稱為“自然科學”，而把研究人類行為規律的學問稱為“社會科學”，以示區別。因為人類行為的不可逆性、難以操控以及在研究過程中或多或少會受到價值觀的幹擾，“社會科學”的確不如“自然科學”成熟，在解釋和推測上走得遠，但兩者本質上都是“科學”，沒有區別。
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和推測最接近科學，它發展出的一套概念和命題不僅可度量，而且可證偽。翻開20世紀的經濟學史，熠熠生輝的人物多不勝數，奈特、凱恩斯、哈耶克、弗裏德曼、斯蒂格勒……還有費雪和科斯。科斯是斯密的真正傳人，他曾認為此後的經濟學不過是對《國富論》做的一些闡釋和修補工作，科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概念而重構了經濟學的基礎。
自斯密到凱恩斯革命之前，價格的形成是經濟學的研究重心。要解釋財富的分配必須解釋價值，斯密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其後的李嘉圖、馬克思和穆勒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也是從供給、從生產費用的視角看。大蕭條後，經濟學的研究重心轉向解釋和應對危機。凱恩斯引入了“有效需求”的總量分析，但由於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價格理論仍舊是建在浮沙上的大廈，且凱恩斯采用了，個體疊加得出整體的方法，他對市場不充分的論證和政府幹預的理論最終是失敗的。悲哀的是，凱恩斯主義卻為此後的政府幹預市場和大搞財政赤字找到了理論依據。
使用市場如此之好，但是否也有成本？為何不是事事都在市場中交易呢？在斯密那裏，政府隻是作為一個最後的“守夜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哪裏也沒能進入斯密的視界。此後的新古典時期，企業也僅僅被視為生產函數，市場關係是供求曲線的表達，也就是說，交易活動本身是沒有成本的。
1932年，科斯橫空出世。科斯在之前一年拿到一個獎學金，可以到美國遊學一年。路經芝加哥大學時，碰到另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奈特在講課，他進去旁聽了幾次，若有所悟，在1932年寫出了《企業的性質》。追問的恰是企業是什麼？既然經濟體可以通過價格體係來實現協調，並進而帶來福利的增進，那為何還要有這種依靠行政命令的企業存在？這一問，石破天驚。盡管當年科斯已經寫好了這篇文章，但謹慎的科斯5年後才拿出來發表。而該文真正被經濟學界重視是40年後了。
三篇重要文章
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科斯認為企業是市場（價格機製）的替代物，企業之所以是通過一個權威來配置要素資源，是因為使用價格機製是有成本的。這成本包括買賣雙方的搜尋費用，度量商品數量和質量的費用，談判的費用，契約的簽訂與監督的費用，糾紛安排要解決的費用等。但使用企業也要付出監督管理的成本。企業與市場的相互替代，停留在這兩種費用在邊際上的相等處。自此，科斯把價格機製運作的費用稱之為“交易費用”，並把它第一次引入到經濟學中來。這一結論對現實世界的重要意義在於，不能先驗地得出是使用市場好還是計劃（企業）好，要比較的是成本。
科斯的另兩篇重要文章是分別在1959年和1961年發表的《聯邦傳播委員會》、《社會成本問題》。後一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引發的爭論的一個總結。前者被斯蒂格勒歸總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後者的意義則提醒關注正交易費用的世界。
1951年科斯移居美國，開始著手研究美國的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他首先要問的是這委員會巨大的權力來自何方？20世紀初期美國東岸的漁民出海捕魚，一次出海要幾天，與家人的聯絡變得至關重要。當時漁民就用收音頻率與家人報平安，但由於具體頻道沒有清楚地界定，漁民亂用頻道，相互幹擾，影響通話。為理順這個問題，聯邦傳播委員會的管製應運而生。
科斯對此的回答是這管製是不必要的，若頻率清晰地界定給私人所有，市場會通過價高者得的交易把這些亂搭一氣的頻道整理得清楚明確。由此，科斯又進一步做了一般化推理，即像這裏頻率資源一樣，任何資產的公有，都會帶來這類糟糕的效果。接著他又舉例說，對於公用空氣而言，是工廠汙染了鄰居，工廠要給鄰居補償，還是鄰居要補償工廠，請他減少汙染？兩者是相互損害的關係，說不定工廠汙染越多，對整個社會貢獻越大。要約束哪一方呢？那要看把這權利界定給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