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波未了：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遺
中國周邊
作者：方華
6月28日至7月8日，第39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簡稱“世界遺產大會”）在德國波恩舉行，大會因中日韓本年度申遺都各有所獲而備受輿論關注，中國土司遺址、韓國“百濟曆史遺跡地區”和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均入選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然而，本次日本申遺伴隨著諸多複雜的政治因素，引起了中韓對曆史傷痛的回憶，從而使問題的焦點超越了世界遺產大會發放的“大禮”。在日本申遺過程中，日韓外交糾葛貫穿始終且餘波未了，中韓與日本的不同曆史觀在“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遺問題上產生了激烈碰撞。
尋找理由、精工細作、外交努力
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全稱為日本“明治時代的工業革命遺產·九州、山口及相關地區”，大體涵蓋日本1850年至1910年的工業革命遺址，遍及長崎、福岡、佐賀、熊本、鹿兒島、山口、岩手、靜岡等八縣，包括煤礦、造船廠、鋼鐵廠，如日本長崎縣軍艦島“端島碳坑”、三菱長崎造船廠等23處遺址。日本此次申遺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有以下幾方麵原因。
首先，尋找“適當的”申遺理由。5月4日，日本向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機構申遺，從日本方麵給這個項目最初擬定的名稱，即“九州、山口的近代化工業遺產群——非西洋世界的近代化先驅”中即可看出端倪，即使在其修訂後的申遺文本中，也直言不諱地強調日本是“非西歐地區最早的工業化國家”，因此申報這個項目具有“世界史意義”。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2013年9月17日舉行的記者會上是這樣解釋申遺理由的：“（遺址）體現了日本成為製造業大國的曆史，並且涵蓋了岩手縣釜石市的遺產，若申請成功將對（3.11大地震）災後重建援助做出巨大貢獻。”由此可見，日本的申遺理由一是強調日本是非西方地區最早的工業化國家，二是追溯日本昔日的輝煌曆史，即曾為世界史上的“製造業大國”。此遺址的挖掘似乎要說明這段曆史留下的“光輝記憶”。
實際上，日本明治維新的背景是，1854年，美國東印度洋艦隊用武力敲開了日本閉鎖兩百多年的國門，隨後西方列強陸續湧入日本。日本通過各種信息源獲知印度的殖民結局和中國在西方壓迫下日益衰敗的狀況，為免重蹈覆轍，在江戶幕府末年就開始了小規模的變革，期間一大批日本精英人士遊曆海外考察學習。1968年明治政府掌政後，意識到日本與西方的巨大差異，推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興國政策，民間則掀起一場旨在吸取西方近代思想和製度的啟蒙運動和自由民權運動，上下共同努力想把日本建成一個可媲美西方文明的近代強國。
其次，對申遺項目“精工細作”。具體而言，一是切割時間段，規避負麵因素。日本明治天皇於1867～1912年在位，日本此次申遺也是以這個時間段為依托，以規避殖民朝鮮半島、發動侵華戰爭的負麵曆史。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成員國支持韓國主張，認為遺產群在時間上是一個整體，建議日本“全麵陳述所有的曆史”。日本不得不放棄強硬態度，派遣部長級高官和特使赴多國遊說，並與韓國圍繞強征勞工是否表述、如何表述的問題進行談判。之後日韓共舉行了四次磋商，但由於日本態度消極，雙方始終未能達成協議。甚至到大會開始後，因雙方僵持不下，世界遺產大會臨時決定延後審議日本申遺項目，以給雙方至少24小時的時間來解決分歧。考慮到自己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國身份即將於2015年底到期，日本最終決定讓步。二是模糊內容，巧立名目。複旦大學徐靜波教授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所謂“工業革命”，並非如英國那種原發性、創造性的產業革命，而是模仿、學習西方近代技術和模式，在其本土進行的一場有計劃、有步驟的“近代產業的培育和建設工程”。這次大規模的近代產業培植、營造和發展過程，最終使日本在19世紀後半期實現了向近代國家的轉型。日本的產業培育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先由政府籌集資本，建立各種官營企業，然後在1880年前後，又陸續出售給三井、三菱等財閥，實現民營化。另一種是由陸軍省和海軍省主導的軍工企業，這在明治中期以後更為突出，如1896年建造的八幡製鐵所，其冶煉的鋼鐵主要供應政府的軍需。這些與軍工相關的產業，使日本近代產業發展從一開始就被烙上了對外擴張的軍事色彩。因此，日本申遺項目隻強調遺址的“產業”性，難免以偏概全，不能真實反映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