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剛開始之時，丘吉爾隻是幫助運送傷員。但隨著士兵傷亡不斷增多，他也不得不舉起手槍向帕坦人射擊。手槍裏的子彈打光了，他又撿起傷員丟下的步槍，繼續戰鬥。他回憶說：
“我雖不能確切地知道，但我覺得我射中了4個敵人。”
不久，英國援軍趕來，丘吉爾和這支分遣隊終於脫離了危險。經過60多個小時的跋涉，他們終於來到離戰場最近的火車站，乘車趕回了兵營。英軍在戰鬥中損失慘重，傷亡達150餘人。不過，丘吉爾則十分幸運，毫發無損。
殘酷的戰爭使丘吉爾意識到，每個人在戰場上都是在跟命運之神賭博！為了達到更高的人生目標，贏得榮譽，丘吉爾決定跟命運之神賭一賭。在給母親的信中，他毫無隱晦地表達出這種想法：
“我騎上灰白色的小馬，沿著散兵線行進，而敵人卻匍匐隱蔽在那裏。這或許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額賭注，好讓人們看到，再也沒有比這更為勇敢或更有氣魄的行動了。倘若失去了觀眾，事情就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布勒德將軍十分讚賞丘吉爾的英勇。他在剛給第四驃騎兵團團長布拉巴鬆上校的信中說盛讚丘吉爾，說他“幹起來一個人能頂兩個普通的中尉軍官”。
（四）
在戰鬥間隙，丘吉爾撰寫了大量的戰地報道，並將其及時地寄給倫敦《每日記事報》和印度的《加爾各答先驅報》。在報道中，丘吉爾站在英國軍方的立場上，以生動的筆觸描述了他所經曆的戰鬥場麵。
不過，這些報道在倫敦《每日記事報》上發表時並沒有署上丘吉爾的名字，僅署名“一個年輕軍官”。倫道夫夫人擔心丘吉爾不知輕重，在報道中會說一些令英國軍政界不滿的話，影響丘吉爾在軍隊的前途。
結果，丘吉爾的戰地報道雖然在英國國內引起轟動，但誰也不知道“一個年輕軍官”就是丘吉爾。顯然，倫道夫夫人的謹慎違背了丘吉爾想在“選民麵前揚揚名”的熱切渴望。為了彌補這一缺憾，丘吉爾在戰地報道的基礎上撰寫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馬拉坎德野戰軍紀實》。他將手稿寄往倫敦，請母親代為聯係出版事宜。
1898年春，英國朗曼公司出版了丘吉爾的《馬拉坎德野戰軍紀實》一書。遺憾的是，由於丘吉爾遠在印度，無法親自校對書稿，他那文學素養極差的姨夫莫爾頓·弗雷溫在修改時，改正的錯誤還沒有他增加的錯誤多。
英國文學協會評價在這本書時說：
“在風格上，這本書就好像是迪斯雷利寫的書讓一個當印刷工的狂妄讀者進行了修改似的。”
不過，這本書依然得到了大多數評論家的好評。《泰晤士報》評論說：
“這位年輕作者所顯示的直截了當的筆鋒、毫不猶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將被認為是一個家學淵源在起作用的明顯例證。”
專供軍官們閱讀的刊物《三軍聯合》雜誌認為《馬拉坎德野戰軍紀實》是“一部非常優秀的作品”，並向英軍的每一位軍官推薦這本書。該雜誌的編輯還特意邀請丘吉爾為該刊撰寫一篇論述邊疆政策的稿件。在這篇文章中，丘吉爾對英國殖民政策中陳舊過時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並由此引起了英國軍方和駐印英軍司令部的不快。因此，當丘吉爾於1898年要求再次參加印度北部邊疆地區英軍新的軍事行動時，理所當然地被拒絕了。
雖然未能參加新的遠征行動，但丘吉爾並沒有消沉下去，他利用空閑時間寫了一部小說——《薩伏羅拉》。丘吉爾並不打算成為一名職業作家，但他知道，文學與政治並不是毫無聯係的。在很多時候，文學都可以作為踏入政界的敲門磚。英國保守黨人崇拜的偶像——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就是通過寫作而走向政壇的。
丘吉爾在《薩伏羅拉》中虛構了一個叫“勞拉尼亞”的地中海小國，小說的主題是圍繞政治鬥爭而展開的。勞拉尼亞人民開展了爭取人民解放的運動，成功地推翻了反動政權的獨裁統治。但取得勝利之後，勞拉尼亞又受到共產主義革命的威脅。這實際上是丘吉爾的政治宣言，是他首次公開披露自己的政見。
作為丘吉爾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說，《薩伏羅拉》多次再版，並成為曆史學家和傳記作家們研究青年丘吉爾內心世界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之一。
通過寫作獲得巨大的聲譽之後，丘吉爾在1898年夏天又利用例行休假的機會趕赴埃及，以保守黨《晨郵報》記者的身份參加了第二十一輕騎兵團對蘇丹的戰爭。
在北非茫茫的沙漠中，丘吉爾吃盡了苦頭，但仍然撰寫了大量的戰地報道。僅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個月裏，他就從《晨郵報》得到了300多英鎊的稿酬。這比他12.5英鎊的中尉薪俸高多了。
當然，對丘吉爾來說，稿酬是次要的，他更看重由此為他帶來的巨大的聲譽。當戰爭結束後，他再次發揮自己的文學天賦，撰寫了戰爭回憶錄——《河上的戰爭》。
1899年10月，《河上的戰爭》分兩卷出版，並再次為丘吉爾贏得了聲譽。評論界一致認為，這是年輕的丘吉爾中尉取得的巨大成就。由於作者搜集資料豐富，構思精巧，敘述準確，鮮明生動，行文富有邏輯性，因此寫出了一部引人入勝的英國征服埃及和蘇丹的曆史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