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城廣渠門內，一方小小的墓園隱身在林立的高樓大廈之間，顯得冷清而又怪異。
這裏埋葬著一個名叫袁崇煥的人，他出生於1584年，死於1630年。袁崇煥短暫一生所貫穿的47個年頭，正值中國古代最後一個漢族王朝明朝的末季。那是一個大廈將傾、呼喚英雄的時代，他從遙遠的福建來到帝國的首都，登上了一生事業的巔峰。但這個時代送給他的不僅有權勢、榮譽和施展抱負的大舞台，還有不可預測的種種危險。
最後，他死在了這裏。
明人張岱在《石匱書後集》中如此描述袁崇煥之死：“遂於鎮撫司綁發西市，寸寸臠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開膛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齧，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
袁崇煥死於“磔”刑，一種將肢體分裂的殘酷刑罰。明思宗朱由檢（年號崇禎）之所以對袁崇煥施以如此酷刑，理由列了一大堆，但核心罪名隻有一個：通敵。敵即後金，明帝國晚期最危險的敵人。在朱由檢看來，正是袁崇煥的陰謀，導致後金軍隊長驅直入，直抵北京城下，差點把自己提前變成亡國之君。
袁崇煥果真通敵賣國麼？幾百年來，此一問題爭議不斷，圍繞著對袁崇煥的評價，形成截然相反的兩個集團。一方認為他死得冤枉，另一方則說其萬死不赦。直至今日，網絡上各色人等依然為此爭吵不已，甚至不惜大罵出口。
紛紛擾攘之下，要想解開其中疑惑，須從山海關外的一座小城寧遠說起。
進京與出關
袁崇煥能和寧遠聯係在一起，多少要拜莫測命運的安排。因為他原本在福建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任知縣，芝麻大的官，而且離京師萬裏之遙，似乎根本沒有機會和遼東抗後金前線的寧遠發生關係。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1622年，即明熹宗朱由校（年號天啟）登基的第二年，袁崇煥到北京接受朝廷的政績考核。他的成績不錯，而且大概還對當時緊張萬分的遼東戰局提出了不少建議，因此受到禦史侯恂的青睞，遂奏請皇帝破格擢升袁崇煥為兵部職方主事。侯恂即明代著名才子侯方域之父，東林黨人。
1622年前後，明朝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大事。
第一件事：宦官魏忠賢得勢。1620年10月底，朱由校即位僅僅一個月，就把魏忠賢從一個無足輕重的職位提拔至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係明太祖朱元璋時所設，其職權原本不過是掌管宮廷禮儀，但經過多年的發展，至17世紀初，它的權力已經得到巨大提升，堪比宰相。魏忠賢這一番淩空跳躍，使他在此後近八年的歲月中權勢熏天，深刻影響了明朝的政治形勢。袁崇煥當然也無可避免地要受到這一影響的衝擊。
第二件事：明朝軍隊在遼東遭遇到了後金軍隊的第三次重創。第一次重創是在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後金以少勝多，斬殺明軍將卒四萬多人，並攻陷了開原和鐵嶺，明朝舉國震驚；第二次是在1621年，後金軍隊在是年5月先後攻陷了明朝的戰略城市沈陽和遼陽，將遼河以東的土地從明軍手中盡數奪走；第三次則是在1622年春天，遼東巡撫王化貞不顧遼東經略熊廷弼的竭力勸阻，貿然出擊迎戰後金，結果慘敗於廣寧（今遼寧北鎮）。廣寧失陷，王化貞倉惶南奔，熊廷弼手無兵權，隻好以剩下的軍隊護送關外難民撤入山海關。
作為天啟朝（1621～1627年）最優秀的軍事統帥，熊廷弼采取的基本戰略方針是以守為主，絕不輕易出兵，避免與擅長野戰的後金軍隊發生大規模戰鬥。應該說，在明軍當時的情況下，這是最明智的策略。但在反對者的詆毀之下，熊廷弼手無兵權，難得大用，最後成為第三次潰敗的犧牲品，他被捕入獄，並在三年後的1625年被殺，“傳首九邊”。而王化貞雖然也被關進了監獄，卻神奇地一直活到了1632年，原因是許多高官接受了他的賄賂，紛紛為他說話，其中應該有魏忠賢。
熊廷弼和魏忠賢，作為天啟朝兩股勢力的代表，將在此後的歲月中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到袁崇煥的命運。但在1622年之初，袁崇煥無從預料這一切。那時，他38歲，正值人生壯年，恰巧又被破格提升，春風得意，躊躇滿誌，滿懷著對皇帝的感恩之情，時刻準備著為國家獻出生命。
就在廣寧失陷的消息傳來不久，袁崇煥忽然神秘地消失了，這讓他的同事和家人驚訝不己。數日之後，當他風塵仆仆回到京城，大家才知道原來他單人匹馬趕赴山海關，去察看關內外形勢去了。這次單獨行動，遭到袁崇煥日後的同僚王在晉的奚落：“其去不奉旨，不辭朝，魯莽如此，可用當關否？”王在晉之所以如此批評袁崇煥，不僅因為袁崇煥的行為不合體統，更因為他一還朝就口出狂言：“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
這一句話，將袁崇煥性格中張揚和自負的一麵表現得淋漓盡致。但必須承認，一個剛從偏僻外省調來的位卑言輕的小官，要想在公卿滿街走的京師受到關注，張揚的確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也隨即再獲提拔，被擢升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山海監軍。從此以後，袁崇煥的命運開始與抗擊後金的戰事緊密聯係在一起。
出發前往山海關之前，袁崇煥曾經拜謁過熊廷弼，那時熊廷弼尚未入獄，處於罷職聽勘的狀態。熊廷弼問袁崇煥：“操何策以往？”袁崇煥答曰：“主守而後戰。”熊廷弼感到十分欣慰。這次會麵，二人相談甚歡，袁崇煥倍感鼓舞，在一首題為《邊中送別》的詩中，他抒發了自己的滿腔豪情：
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
策杖隻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
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
1622年的春天，山海關外風沙撲麵，袁崇煥的腳步逐漸接近了一片蠻荒的寧遠。
寧遠何以必守？
熊廷弼被革職以後，遼東經略換成了王在晉。盡管很多年以後，王在晉在自己所寫的《三朝遼事實錄》中對袁崇煥多有惡評，但在1622年，他卻對這個雄心勃勃的下屬十分看重，不久就提請擢升袁崇煥為寧前兵備僉事。
出乎王在晉意料的是，袁崇煥似乎並不買他的帳，在一些問題上常常與自己作對。其中雙方矛盾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主守何處。王在晉認為明軍在關外已不能有所作為，因此力主據守山海關。而且為了增加山海關的可靠性，他又奏請在關外八裏之處加築一座重城。按照王在晉的計劃，這項浩大的工程需要花費白銀一百萬兩。
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而整個天啟朝的大多時候，明帝國的經濟狀況都不如人意。從外部環境來說，美洲大陸白銀出口急速下降，已經嚴重阻滯了明朝的經濟發展；而國內更是一團糟，各地頻發的戰亂以及官僚機構日益嚴重的腐敗，早已把經濟和社會拖入了混亂的泥沼。在這種情況下，王在晉的築城計劃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廣泛質疑。
但袁崇煥之所以反對這個計劃，另有其他考慮。當時，寧遠之北有十三山（今遼寧錦縣東）難民約十餘萬被後金圍困，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袁崇煥認為，“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即山海關）二百裏，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在袁崇煥看來，駐守寧遠，至少有三個好處：救援十三山難民，伺機進占錦州，當然最重要的是避免山海關直接麵對後金的衝擊。
寧遠，即今遼寧省興城市，遼寧南部一個著名的海濱旅遊勝地。從地圖上看，興城依山傍海，是連接東北與華北地區的交通要塞。在交通不發達的明代，後金大軍要想從沈陽直撲北京，興城乃必經之途。當然，他們也可以繞道西行，橫穿遼寧西北，進入內蒙境內，再從內蒙折向西南，進逼北京，隻不過這是一條遙遠而曲折的道路，而且遼西和內蒙草原上的蒙古諸部落也未必會放他們過去。因此，袁崇煥力主守寧遠，可謂頗具戰略眼光。
但眼光歸眼光，在處事的方法上，袁崇煥並非沒有問題。他見自己反對無效，遂直接將意見報告給了當朝首輔葉向高。此事一經傳出，袁崇煥與王在晉的矛盾遂致不可收拾。此後，大學士孫承宗自請出邊考察，否決了王在晉的計劃，並奏請皇帝，免去王在晉遼東經略的職務。孫承宗綜合各方意見，加之親曆考察，決定采納袁崇煥等人的建議，力守寧遠。
今日到興城旅行的人，一定會登上寧遠古城，俯瞰城中風景。從規模而言，這座城並不大，即便繞城一周，需時也不過四五十分鍾，但它卻是國內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幾座古城之一，四麵城牆、甕城以及城中心的鼓樓都基本完好；城牆上，經年風雨侵蝕後留下的痕跡和偶爾隨風搖擺的荒草提示遊人，在茫茫渤海之濱，古城已經度過了久遠的歲月。
城牆上的苔蘚
但袁崇煥初抵此地，所見到的寧遠卻是一番淒涼景象。據興城縣誌記載，“興城”之名雖然早在遼代就已出現，但“寧遠”的命名卻已遲至1428年（明宣德三年），當時總兵巫凱和都禦史包懷德上書請求在此地設“衛”，皇帝賜名曰“寧遠”。這個寧遠衛城呈正方形，有四門，周長七裏八步（約合3513米），不過一個方寸之地。17世紀20年代初，由於地震等自然災害以及後金軍隊的不斷南侵，寧遠衛城坍塌荒敗，實際上已徒有虛名。
1623年秋天，當孫承宗獲得皇帝的讚許，以遼東經略的身份開始積極經營寧遠防線時，袁崇煥隨即得到了重用。孫承宗很喜歡袁崇煥，一則是袁崇煥在安撫軍民、整飭邊備方麵功績顯著，再則是袁崇煥表現出了一往無前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
修築寧遠的計劃提上了日程。起初，孫承宗將築城的任務交給了祖大壽。祖大壽是寧遠本地人，係明晚期一員名將。但他不相信朝廷真的會堅守寧遠，所以執行不力，不過對付而已。及至袁崇煥抵寧遠，寧遠才僅僅修築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疏薄不合規範。袁崇煥立即製定了新的築城規製：“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在袁崇煥嚴格的要求和監督之下，越明年，寧遠築成，遂成關外重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