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是個很特別的城市，以漢江為界，這個城市被分成了麵貌迥異的兩部分。江北的樊城一派現代化的喧囂，南岸的襄陽卻古色古香，頗多舊時遺跡。這樣說當然比較籠統，不過是一個外鄉人走馬觀花得來的表麵印象。實際上，樊城和襄陽一樣古老，而且在很長的曆史時段內，它們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1273年初春的一天，這兩座城迎來了“俱損”的時刻。隨著城門的緩緩開啟，蒙古軍隊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了襄陽城。在此之前，他們剛剛屠滅了一江之隔的樊城。
那一天，呂文煥看著困守六年之久的襄陽，痛苦、無奈、淒涼，或許還有一絲輕鬆，同時湧上心頭。那是一個命運轉折的時刻，無論對於南宋王朝還是呂文煥本人來說都是如此：南宋最重要的北部屏障瓦解，元朝南下的步伐驟然提速，他自己也從此背上了叛臣的罵名。
呂文煥的投降和襄、樊二城的失守，可以視作南宋滅亡的前奏，它輸掉了這場會戰，基本上等於輸掉了整個國家。又一個六年之後，南宋退出曆史舞台，“異族”第一次統一了中國。
那麼，南宋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是蒙古軍隊太強大、南宋太弱小？還是呂文煥能力不夠？當我們還原那段曆史的諸多細節，才發現這雖然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問題，但答案卻簡單得令人絕望。
賈似道：“民族英雄”的瞞與騙
蒙古軍隊是在1267年開始進逼襄陽的，當時坐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皇帝寶座上的是南宋度宗趙孟啟。他於1264年登上皇位，也就是那一年，蒙古皇帝忽必烈把都城遷到了燕京（今北京）。
和蒙古人打仗早已不新鮮了，但他們圍了襄陽卻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大事，因為襄陽是南宋北部最重要的屏障，決不可丟。但趙孟啟似乎不知道這件事，像許多皇帝一樣，他在女人和美酒之間忙碌，把軍國大事交給親信的大臣去處理。一直到1270年的一天，他才若有所思地試探著問右丞相賈似道：“聽說襄陽被圍三年了，該怎麼辦呢？”
賈似道驚訝地說：“沒有的事兒，蒙古軍隊早就退走了。陛下您是聽誰說的？”
趙孟啟回答：“一個宮女說的。”
過了不久，賈似道查出那個宮女的名字，然後告訴趙孟啟，這個女人有罪，請賜死。趙孟啟答應了。他或許不知道這是誣陷，但即便知道，也不敢不答應。在他登基之前，賈似道就已經權傾朝野，而趙孟啟能夠當上皇帝，也有賈似道的功勞——上一任皇帝宋理宗趙貴誠原本有兩個兒子，但都夭折了，賈似道就上書舉薦趙貴誠弟弟之子趙孟啟為太子。所以趙孟啟登基之後，知恩圖報，立即加賈似道為太師，封魏國公，稱之為“師臣”。
賈似道當然知道襄陽被圍之事，但他不想讓皇帝知道。
這件事表麵看來十分蹊蹺：既然賈似道在朝中隻手遮天，連皇帝都怕自己，那麼讓皇帝知道北方戰事又如何？莫非其中有什麼陰謀？其實什麼陰謀也沒有，賈似道隻是在遮掩自己的無能。從襄陽被圍之日起，他就不斷派軍隊前往救援，但那些軍隊幾乎毫無例外地被圍城的蒙古軍隊擊敗了。賈似道黔驢技窮，隻好欺騙趙孟啟說，北方很安定，國家沒有什麼大的危險，以此來維持自己在趙孟啟心目中的威望。而他自己，則像受到驚嚇的鴕鳥一樣，把頭埋到沙子裏，繼續苟安的生活。
1270年的時候，賈似道已經不怎麼上朝了，皇帝給了他特權，可以十日一朝，而且入朝不拜。這種特權，是賈似道用一種最簡單的辦法爭取來的，就是假意辭職。他一辭職，皇帝就六神無主，淚流滿麵，有時候甚至跪下來哀求他不要走。賈似道假裝勉強地留了下來。
在西湖的葛嶺，皇帝給賈似道造了一座豪華的別墅，他就每天待在那裏，飲酒狎妓，鬥蟋蟀。賈似道鬥蟋蟀的本領很高，還寫了一本書《促織經》。每到上朝的日子，他的大船就會威風八麵地駛過西湖，引來無數豔羨的目光。退朝時，皇帝會站起來，看賈似道遠遠地走了，才敢坐下。
自從那個宮女被殺之後，朝中再也無人提及襄陽的戰事了，而所有上呈給皇帝的奏章都要先送到葛嶺，由賈似道審核。他嚴格地向皇帝封鎖了一切與襄陽有關的消息，使得自己的地位穩固如山。但在內心深處，他或許己經預感到，事情正在變得越來越糟，忽必烈的蒙古軍隊已經鐵心要拿下襄陽了。
事實上，忽必烈吞並襄陽並一舉南下滅宋的想法由來已久，南宋命中注定要有此一劫，而賈似道恰好給他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借口。
那是在1259年初，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他自己親率一部在四川作戰，而忽必烈被派往鄂州（今湖北武漢）。鄂州是南宋的重鎮，但守將居然隱匿不報，一直到鄂州被圍數月，朝中大臣紛紛議論出逃遷都之時，宋理宗趙貴誠才知道有這回事。由於文天祥等人的激烈反對，遷都被阻止，賈似道臨危受命，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前往鄂州解圍。
但賈似道根本沒有任何領兵打仗的才能，他一到鄂州，就立即遣使向忽必烈求和。
彼時忽必烈攻城心切，無意和談，一麵繼續攻打鄂州，一麵加緊準備進攻揚州。賈似道一籌莫展之際，正在四川作戰的蒙哥忽然因箭傷去世，蒙古後方頓起權力之爭。忽必烈無心再戰，準備撤兵北上爭奪汗位。但是賈似道繼續窮追不舍地向忽必烈求和，並允諾了一大堆條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繳納歲幣。
當然，這一次，忽必烈答應了他。
蒙古軍隊撤退時，賈似道派兵截殺了百餘名殿後的蒙古散騎，然後向朝廷報捷，說宋軍大勝，鄂州之圍已解。皇帝大悅，舉國歡騰，賈似道也由此一躍而入權力巔峰，並迅速排除掉了朝中的異己。在賈似道的授意下，他的門客廖瑩中撰寫《福華篇》煌煌美文，歌頌賈似道鄂州退敵的再造之功。賈似道成了民族英雄，但議和納幣之事卻被隱瞞下來，皇帝趙貴誠對此也一無所知。
然而忽必烈沒有忘記這件事。1260年，忽必烈稱帝，10月，他派遣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為國信使前往臨安。郝經此行有兩個任務，一是向南宋通告忽必烈即位之事，二是索要和議書中的歲幣。
這是一次完全正常的外交行為，但賈似道顯然不這麼認為，因為一旦蒙古使者見到了宋理宗趙貴誠，他此前所有的謊言都將被戳破。因此他先是將郝經入朝的申請隱匿不報，最後幹脆把郝經一行拘囚在了真州（今江蘇儀征）。
第二年，忽必烈屢次派遣使者詢問郝經被囚之事，沒有得到任何回音，於是有心大舉伐宋。但當時忽必烈登基未久，忙於平定內亂，伐宋之事被拖了下來。一直到1267年，他才下定決心伐宋，而且目標直指襄陽。
先攻襄陽，這是一個南宋降將提出的策略。而此人之所以投降蒙古，其中又有賈似道的“功勞”。
劉整：從名將到叛徒的身份轉換
給忽必烈出主意的人，名叫劉整。他是鄧州穰城人（今河南鄧州），金末時投奔了南宋，在名將孟珙麾下做事。《元史·劉整傳》稱其“沉毅有智謀，善騎射”，這句話十分籠統俗套，不能展示劉整的才華，但有一件頗具傳奇性的事可以彌補這個缺憾——某一年，孟珙引兵攻信陽，劉整為前鋒，夜間他帶著12個驍勇之士襲擒金軍守將，拿下信陽。
這件事讓劉整一夜成名，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大轉折——從普通人到名將。
如此驍將，又生逢多事之秋，必然不會久居人下。至1260年，屢建戰功的劉整已經升任瀘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撫副使。劉整沒想到，正當自己為國效力之時，麻煩卻已找上門來。
由於劉整是北方人，他遭到了一些南方將領的嫉妒和怨恨，他們處心積慮排擠劉整，這其中就有日後負責襄陽防務的呂文德。此時恰逢賈似道為掩飾“鄂州大捷”的真相而大肆排斥異己，在全國各路武將中推行“打算法”（即清查邊費，實際上不過是個借口）。在賈似道的陰謀之下，南宋末季的一批良將幾乎被清除幹淨，湖南製置副使向士璧和另一名將曹世雄更是被逼身死。呂文德抓住這個機會，聯手四川製置使俞興，企圖用“打算法”謀害劉整。
劉整獲知消息後，日夜不安，派人前往臨安上訴。他天真地希望皇帝能夠相信自己的申訴，從而幸免於難，卻沒料到皇帝根本沒機會聽到這些話，而即便聽到了，也沒有任何作用。在焦慮的等待中，劉整的心越來越涼，而遠方又傳來向士璧和曹世雄的死訊……絕望日深的劉整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投奔蒙古！
由於劉整身為南宋名將，而且所守瀘州乃川蜀要衝，平白無故忽然要來歸順，這一度令忽必烈頗為不解。但劉整卻是真心歸順蒙古，1261年，他以所轄15郡、30萬戶歸附蒙古，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大轉折——從南宋的名將變成了國家的叛徒。
劉整的叛變，對南宋和蒙古的影響都可謂劇烈，這一點，在此後的十餘年間將顯得越來越清晰。
忽必烈得到劉整，由此知道了南宋的虛實，南下伐宋之意已決。他厚遇劉整，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賜金虎苻。劉整則趁勢獻上一個伐宋的長期規劃，而突破口即是襄陽。
當時主管襄陽事務的正是逼走劉整的京湖製置使呂文德，辦公地點在鄂州。1261年，忽必烈采納劉整的建議，派使者赴鄂州，以玉帶等財物賄賂呂文德，請求在襄陽城外設置榷場（即市場）。呂文德在南宋末年不算笨蚩昏庸的官員，但在物質利誘麵前，一樣沒有抵抗力，他一口應允了蒙古使者的請求，在襄陽對岸的樊城開設榷場。此後，蒙古又以保護財務、防範盜賊為由，請求在榷場附近築造圍牆，呂文德又答應了，他似乎根本沒有看出其中玄機。但等到土牆內時有蒙古兵縱馬而出，騷擾於襄樊城外，而且勢頭有增無減之時，他才明白自己上了蒙古人的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