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公元4世紀的許多年份一樣，公元383年不是一個好年頭。
那時，幾乎整個中國都沉淪在著名亂世“五胡十六國”的陰影中。但對於“大漢族主義者”來說，這卻是值得慶幸和紀念的一年，因為此年發生的一場會戰，避免了中國全部陷入“異族”統治的局麵，或者說，是推遲了。
這一年，前秦帝國天王、氐族人苻堅率領千軍萬馬，從首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出發，一路向萬裏長江急進。他打算傾全國之力，一舉滅掉偏安建康（今江蘇南京）的東晉政權，最終統一全國。如果他的計劃最終實現，將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由少數民族政權完成統一。這是漢族政權一次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但對苻堅來說，卻美好得恍如夢境。
最後的結果出乎所有人意料，苻堅沒能走到長江邊上，他的腳步停在了壽陽（今安徽壽縣）東南一條名為淝水的小河西岸，在這裏，百萬前秦大軍輸給了總兵力不足八萬的東晉。這場著名的以少勝多的經典大戰被史書詳盡地記載下來，千百年來像神話一樣廣為傳播，獲勝一方東晉的總指揮謝安更是獲得了至高無上的美譽。古人總結道，“正統”是不可戰勝的；現代人則說，落後的文明（指前秦）不可能擊敗先進的文明（指東晉）。
1600多年後，當我沿著苻堅進軍的路線最終抵達淝水之畔，細細梳理史書上的蛛絲馬跡，我終於明白，不可能贏的贏了，而且還被過分美化。要明白這個問題，必須從兩個國家的背景說起。
東晉，苟安的王朝
自公元304年開始，“胡人”反叛西晉的煙塵迅速彌漫在大地上，中國迎來了一個長達130多年的大混亂時代，史書上簡單粗糙地稱之為“五胡亂華”。
公元316年，漢趙中山王、自稱漢室後裔的匈奴人劉曜攻陷長安，中國曆史上第三個統一帝國西晉窩窩囊囊地結束了52年的短暫壽命。一年後，西晉琅琊王司馬睿在建康先是自稱晉王，爾後稱帝，東晉時代羞答答登上舞台。
這個偏安江左的小朝廷在一開始給了漢人複興晉室、重整河山的錯覺，大批士族名門紛紛收拾金銀細軟，攜家帶口南逃，此番情景史稱“衣冠南渡”。可惜，南渡而來的不僅有財富、人口和所謂的文明，還有名門望族們早已習慣的奢靡生活和崇尚清談的名士做派，以及各豪門士族間的爭權奪利。大半國土已經丟了，北方的百姓日日祈盼王師北上，建康城裏卻笙歌如舊，早已將收複故土的豪言遺忘。其間雖偶有人領兵北伐，但都因各種原因半途而廢，比如“聞雞起舞”的祖逖，以及被譽為“一代梟雄”實則徒有虛名的權臣桓溫。
東晉的皇帝們呈現出一種奇怪的弱智化傾向，大都窩囊至極，並且難得善終，以至於有人懷疑他們的遺傳基因是否有問題。最誇張的是倒數第二位安帝司馬德宗，史書如此記載：“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是個標準的傻子，卻居然在位長達22年。
事實上，真正掌握著東晉實權的是實力強大的門閥士族，皇帝不過是個擺設。司馬睿登基時，就曾打算邀請王氏士族集團的領袖王導和自己一起坐在寶座上，其他皇帝也如《晉書·簡文帝》所雲：“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士族與權臣勢大，皇帝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僅沒有治國的能力，甚至早已喪失治國的膽量，避禍成了他們的第一要務。孝武帝司馬曜在位時，為了避免上一任皇帝簡文帝司馬昱被權臣桓溫所殺的噩運，終日以酒為念，在朦朧沉醉中度過了25年的屈辱皇帝生涯。最後雖然逃脫了權臣的利刃，卻死於後宮妃嬪張貴人之手。
這位孝武帝司馬曜，是整個東晉時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於公元372年登基，當時年僅10歲，公元396年被殺身亡之時也不過35歲。正是司馬曜在位期間，遠在北方黃河流域的前秦天王苻堅，萌生了統一天下之意，對偏安江左的東晉虎視眈眈。
就在司馬曜登基後的第二年，公元373年，東晉大司馬桓溫經曆了三次以失敗告終的北伐之後，終於一命歸西。桓溫雖死，但桓氏家族威風尚在。此時與桓氏爭權的是以謝安為首的謝氏集團。
謝安此人，由於史書尤其是《世說新語》的記載，被塗抹上了一層濃重的詩意，成為所謂“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之一。謝安四歲時就被當時的名士們冠以“風神秀徹”之名，驚為天人。年輕時代，他高臥東山，做起了隱士，終日以清談為樂。何謂清談？就是崇尚老莊，空談玄理，誰說得最玄，誰的名氣就大。名氣一大，政府就會征召他去做官；他若堅決不去，名氣就會更大。那真是個奇怪的時代。謝安深得此中奧妙，天子呼來不上船，結果名聲冠絕一時，朝野上下越發覺得他是安邦定國之材。
名士謝安在40多歲時宣布出山了，因為當時謝氏集團逐漸式微，頗受排擠，再隱居下去，恐怕朝中再無謝氏立足之地。這位以隱士身份聞名天下的人，一入廟堂就顯示出高超的政治手段，他首先阻止了桓溫篡晉的陰謀，然後在桓溫去世後，三分其職權，大幅削弱了桓氏的勢力。一番動作之後，謝氏重新站穩了腳跟。
昏庸的皇帝、爭權奪利的大臣，東晉從誕生那天起，額頭就貼上了不祥的標簽。
此時，遙遠的北方傳來了令人心驚的馬蹄聲。謝安有些坐立不安。
前秦崛起
馬蹄聲來自前秦，一個氐族人建立的國家，他們想做東晉的掘墓人。
從公元304年成漢帝國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涼王國滅亡，130多年間，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以及一些漢人，在北方先後建立了19個王國。
19國之中，前秦帝國立國44年，壽命在19國中排第二位，但其全盛時的版圖卻高居榜首。事實上，它統一了北方。
這個國家的出現，就像一篇炫目的神話，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的創始人名叫苻健，一個氐族部落酋長。《詩經·商頌·殷武》中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可見氐族是個古老民族，至遲在商湯時就開始與中原來往。公元351年，苻健乘混亂在長安建立秦國，史稱前秦。苻健自稱天王，並於第二年登基稱帝。
像其他少數民族政權一樣，前秦在它建立的初期很快陷入了內部的混亂。苻健稱帝僅僅三年後就死去，他的兒子苻生即位。苻生是整個中國曆史上少見的暴君之一，幸運的是，他在皇帝寶座上待的時間不算太長。公元357年，苻生的堂弟、東海王苻堅領兵闖入皇宮，結果了苻生作惡多端的一生，然後自己登上寶座，去帝號，仍然稱天王。
我們無從知道苻堅早有篡位之心，還是忍無可忍為民除害，但後知後覺的史書還是給他爭取了一個光彩奪目的“預兆”，《晉書·苻堅載記》說：“其母苟氏嚐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白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鹹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這段拙劣編造集黃帝以來諸多帝王降生神話之大成，賦予這個氐族人“天子”應有的神聖意味與合法性。
漢人撰修的史書如此描繪一個少數民族領袖，隱約透露出一種矛盾心態。
但無論如何，苻堅的出現都堪稱整個東晉時代最令人高興的一件事，因為他為這多災多難的百年黑暗帶來了一線光明。這種神奇局麵的出現，是因為苻堅有一位得力的助手——劉備遇到了諸葛亮，而苻堅則遇到了王猛，苻堅覺得這都是天意。
王猛是個漢族人，年輕時隱居在華陰（今陝西華陰）。《晉書》說他學識廣博，喜讀兵法；謹慎堅毅，誌存高遠，對那些情趣不相投者，根本不屑交往，因此常被人嘲笑；但王猛怡然自得，不以為意，頗有些諸葛亮躬耕隆中的風範。公元354年，東晉桓溫第一次北伐入關，王猛以為機會來了，連忙“披褐往見，捫虱而談”。這次會麵令桓溫對王猛十分賞識，直言江東無人可與之相比，並力邀王猛南下。但王猛何許人也，他不僅看出桓溫難成大器，大概還從談話間發現此人有篡位之念，因此婉言謝絕了。
要到幾年之後，苻堅當上前秦天王，召見王猛，我們才能感覺到，王猛不入晉，冥冥中似乎確有天意——一個人即便天縱奇才，但若遇不到一個真正賞識他的人，也隻能徒喚奈何，淹沒在眾生之中。王猛與苻堅的相遇，成為古代中國君臣相得的經典範例。
與諸葛亮出山即位居要職不同，王猛是從低級官員開始幹起的，自縣令至京兆尹，最後升任宰相。但他所采取的治國手段卻與諸葛亮治蜀頗為相似，即嚴刑峻法，大刀闊斧。任縣令時王猛就曾鞭殺一吏；升任京兆尹幾十天內又誅殺或罷免了二十多位當朝權貴，而且還把強太後的弟弟強德收斬。王猛這一係列動作招致前秦貴族的強烈不滿，連苻堅也有所懷疑，他質問王猛：“為政之體，德化為先，你上任沒幾天就殺了這麼多人，是不是太殘酷了？”但王猛有自己的道理，他告訴苻堅：“宰寧以禮，治亂邦以法。”——管理安寧的國家宜用禮，但對於混亂的國度則必須運用嚴厲的法製。結果沒多久，前秦便呈現出一派“百僚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的氣象，苻堅不僅疑慮頓消，而且大為歎服：“吾今始知天下有法也！”
國內政治形勢基本安定之後，在王猛的建議和主持下，苻堅“舉賢才，修廢職，課農桑，恤窮困，禮百神，立學校，旌節儀，繼絕世。秦民大悅”。這一係列刻意向中原王朝學習的措施，使得前秦迅速成長為先進國家，在一堆少數民族政權中鶴立雞群。著名學者陳寅格先生曾說：“氐人不僅學儒，而且學玄，漢文化水準之高，在五胡中，鮮能與比。”事實上，苻堅對漢文化的認同和追慕，在王猛到來之前，就已經開展，隻不過王猛加快了這個學習的進程，並將其提升到一個較高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