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的書是屬於那種能改變人生的。事實上，書在電視上介紹後的第二天我就住進了醫院。我發燒40℃，胃竇那塊發炎，疼得我鬼哭狼嚎的。
頭一天晚上我還好好的，甚至在《天氣好嗎》的攝影棚裏我還見到了我的偶像，稅務局的頭兒，一個藏在一張壞人麵具下的敏感的好人。演播計劃是先就稅收問題采訪他，再就孤兒問題采訪我——這麼做為的是讓人振奮一點。
在直播中再度咀嚼了我童年的苦楚之後，我走出演播室，人在顫抖，但麵前過道上有一群全副裝備的大個警察擋著。他們都來找我了，我的處境真的比想象的還要糟糕。
我在尋找出路時，那群打手就像紅海一樣朝兩邊閃開，中間露出了他，那個收稅官摩西。他戴著一副模糊不清的眼鏡。請相信我，看著一個平常總是讓別人哭泣的人痛苦，是一種讓人難過的經曆。
他走到我身前，手指指著我說：“記著，我一直盯著您呢！”為了讓他平靜下來，我以最心愛的一切對他發誓，一定按時交上神聖的房產稅和綜合報稅表，而且很快我就為支付版權稅而花掉最後一分錢，也跟別人一樣心疼得痛哭流涕。
第二天，在街上，人們對我施以慷慨的苦笑，我回以笑容，卻沒能理解其原因。當一位夫人走近我，愛撫地摸了摸我，我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這些，下午就住進了醫院。大夫看過我之後，說：“電視真的是對人不好啊。”
他準許我出院，卻開了一大堆抗生素，讓我去藥店購買。我不甘心地聽從了醫囑——我是一個順勢療法愛好者，把所有化學藥物都當作外來入侵者。我點了藥品，用一張50歐元的票子付了藥費。藥劑師非但不找我錢，還斜著眼看了我一眼，拿起票子逆光端詳了一番，然後用生硬的調子說道：“您是格拉梅利尼嗎？”
這類問題是很難避而不答的。
“您能跟我到後麵來一下嗎？”
我拖著不太好使的腿往後麵走，一路上都是排著隊的互助會成員，他們嚴肅地掃視著我。一個老太太小聲嘟囔著：“他們上電視時對別人說得道貌岸然的，然後自己用假票子付藥費！上帝啊，這是什麼世道！……”
在藥店的後麵，藥劑師改變了表達方式，變成了一個憂傷的人。她看著我的樣子好像我們是彼此互補配套的：她是複活節時送進烤箱的羊肉，而我則是配套的烤土豆塊。她捋捋我的胡子，給了我一塊薄荷糖，淚水把我的風衣都淋濕了——其實並不需要如此啊。然後，她不顧我的疼痛，開始講起她的家庭故事來。
一個過於敏感的女兒，用半瓶漂白水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一個小外孫女，從小就被謊言哄騙：“你媽媽誤食了有毒的魚。”而現在，孩子年滿十五歲了，厭惡食物，因為她把食物視為等同於招致死亡的毒藥。
藥劑師又給我遞過來一塊薄荷糖。
“我該怎麼辦？如果跟她說了實情，有讓事情變得更糟的危險嗎？您給我一個正確的建議，格拉梅利尼……”
那隻是一個開始。從那天起，我就被數以百計的生活問題的報告輪番轟炸，對他們的心病而言，我就是藥店啊。
似乎這就叫作同病相憐吧，人們在一本小說講述的真實故事中照見了自己，而不經羞愧感的過濾，覺得也被授權道出自己的秘密。不是向自己最親密的人，而是向紙上的朋友，並把這個朋友看成自己苦難的患友和幫自己改變現狀的貴人。
這類情況我接觸得太多了。有些甚至是挺逗笑的。一個年輕朋友給我寫信說：“我也像你一樣，從一張報紙的文章中發現了我們家的秘密。”他找法院去調查不知是什麼案子，卻無意間看到了一個寫著他姓名的卷宗，於是就跟我講了這些。
在卷宗裏，他找到了一個發黃的本子，上麵有他的父親，我們大家都記得那是一個極為正直廉潔的道德主義者，而他年輕時居然因盜竊進過監獄。沒有人有勇氣向這位朋友揭示這個秘密。而他則寫道：“我的下意識知道。現在我可以跟你坦白了。馬西莫，從小我就是一個有盜竊癖的人。說起來，你記得你那副神奇消失的滑雪板嗎？”
我記得啊！當初我急著去撒尿，就把滑雪板放到山上的一個小房子裏，過了一小會回來一看，滑雪板已經沒影了。
“是我把它偷走了。”三十年過後，直到不久前他才向我坦白，“後來我把滑雪板給賣了。但是我一定要讓你知道，我把所得用於慈善事業了。”
還有一封信，上麵有一個度假勝地的郵戳，多年前那裏由於一家飯店著火、店主喪生而誕生了一條黑色新聞。
那封信的作者說那個被燒死的店主就是他的父親。他找了一個借口，讓顧客和員工們都出去了，然後點著了木頭牆壁，躲進頂樓等著事情的結局。
那之後沒幾個月，他母親也因傷心而過世，我這位紙上朋友在火災後的灰燼中找到了一個完整的生命。他用父親的全部儲蓄在故地重建了一個飯店，在新生的工程裏，他得到的不隻是一座建築，還有一位姑娘。可是，當情況變得一切正常後，貝爾菲戈爾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