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時代 我們的擔當
金一南專欄·戰略思索
剛剛過去的2012年，讓我們一言難盡。想象力再豐富的人，也難以想象十八大之前，有如此眾多嚴峻考驗橫亙在我們麵前。
年初重慶事件發生後，參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競選的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在競選演說中自得地說：“王立軍、陳光誠這些人在危急時刻首先想到的是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這使我感到，美國的價值觀（在中國）已經深入人心，它起的作用比我們的軍事力量更加重要。”其後發生的黃岩島事件、釣魚島危機，又使不久前美國《時代》周刊的評論強烈再現：“美國更希望中國成為另一個日本：一個經濟上強大、政治上合作、戰略上處於靜止狀態、軍事上束手束腳的國家。”
建國60餘年、改革開放30餘年的新中國，幾乎是突然之間來到了前行路口。
中國向何處去？向前？向後？向左？向右？
舉世矚目。
預言中國要崩潰、會四分五裂、將發生大麻煩的比比皆是；希望中國蛻變、轉向、混亂的比比皆是。這一切，發生在新中國的建設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時刻。簡單事實與複雜思緒之間的巨大反差，優裕生活與激烈觀點之間的強烈衝撞，似乎就像火車頭行駛越快轟鳴聲越大一樣，以一種十分另類的方式，印證著中華民族的複興。
其實全世界沒有人否認，這個曆盡苦難的民族正在眼前崛起。
1840年以來，把中國建設富強，是多少代人的夢想。一批又一批仁人誌士，試過各種方法，走過各條道路，但都沒有能夠實現這一夢想。
新中國的前30年，也未能創造出這樣的財富。
改革開放之初的1984年，小平同誌設想：什麼時候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搞到一萬億美元，拿出百分之一來搞國防，就是一百億美元，那個時候我們就是比較強的國家了。今天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七萬億美元，國防投入超過一千億美元。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民族複興這一偉大目標。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太多苦難，太多挫折，太多失敗，最缺乏的就是勝利。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艱苦卓絕鬥爭獲得一係列驚天動地的勝利，告別了長期沿襲的頹喪萎靡之氣，完成了民族的精神洗禮，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30餘年改革開放，使這一洗禮由精神延伸到了物質，由政治擴展到了經濟。站立起來、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讓“社會主義不能消滅貧困，隻能使貧困普遍化”這一西方經典論斷黯然失色。中國取得的成就、中國發展的方式成為全球議論紛紛的話題。這樣的時代對每一個華夏子孫來說，能說不是大時代嗎？
大時代中的大牢騷，本不足懼。“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大時代中的大擔當，尤為可貴。疾風然後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後識利器。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麵對經濟凋敝、政治混亂、日本侵略者步步蠶食的黑暗困境，地質學家丁文江說了一句極具內力的話：“隻要少數之中的少數，優秀裏麵的優秀，不肯坐以待斃，這個民族就總有希望。”我們今天早已脫離了當年那種艱難困境。但在大動蕩、大變革、大轉折時期，一批領導者敢於擔當、能夠擔當，依然是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之時殺出一條血路、闖出一條新路的基本依托。共產黨人的先鋒作用、模範作用、奮鬥精神、犧牲精神，無不體現於艱險、困難、混沌時刻挺身而出、橫刀立馬的大無畏之中。
世界進入劇烈激蕩與調整的時期，內外因素相交，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能力、帶領民族走向複興能力提出嚴峻考驗。今天最需要也最重要的是一步一個腳印、在不怕碰得頭破血流的實踐中切實向前推進。馬克思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馬克思還說：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擔當的艱難，擔當的偉岸，集中體現於馬克思以上話語之中。
現實已經展示，生活於這樣一個前所未見的大時代，多麼有幸。
曆史將會證明：擔當於這樣一個走向複興的關鍵時刻，多麼有幸。（責任編輯/張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