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儒家思想傳入日本之前，古代的日本是沒有明確的家庭道德觀念的，更沒有所謂的“孝道”。《古事記》中記載，“作為生產了日本國土和諸神的伊邪那岐神，生了三個貴子，即為洗左眼化成的天照大神，洗右眼化成的月讀命和洗鼻子化成的速須佐之男命。伊邪那岐神命令他們分別去統治高天原、夜之國和海洋。唯獨速須佐之男命不遵從父命，哭鬧不止，以致鬧得種種災禍降生”[1]15-16。“速須佐之男命的女兒須勢理比買也屢次欺騙父親保護自己的丈夫大國主神。神武天皇庶子當藝誌美美命，不但娶相當其母的神武後伊須氣餘理比賣為妻，還要殺死三個異母弟”[1]28-30。而在《古事記》的下卷中便多出許多有關“孝”的故事。如：“安康天皇聽信讒言殺了大日下王，並納其妻長田大郎女為後，大日下王的兒子年僅七歲的目弱王，在得知真相後，就趁安康天皇睡覺時，用大刀砍了天皇的脖頸，為其父報仇”[1]160-161。“顯宗天皇在繼位後，也曾派他的哥哥意富祁命去破壞其伯父雄略天皇的陵墓，以報殺父之仇”[1]181-182。由此可見，在儒學思想傳入日本之後，“孝”的觀念已在日本人中間開始形成並產生著影響。對於“孝”，儒學先師孔子曾說“孝”就是“無違”（《論語》），還曾具體說過，“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結合《古事記》中“孝”的故事，不難看出中日對“孝”最基本的理解為一種親情關係，具體來說是父子關係。
當下，越來越多的日籍演員和國內的許多演員一樣用自己獨有的演出方式和演出技巧演繹著平凡而又感人至深的“小”角色，對於國內觀眾來說不但毫無違和之感，反而被這些日籍演員細膩豐富的表演而深深感動和折服。導演張藝謀投拍的《千裏走單騎》正是這一現象的寫照。他從平民主義角度出發，選用了日本國民的偶像高倉健來扮演一位沉默寡言的日本漁父高田。影片運用了最溫情的敘述方式，從一對日本父子多年的誤解開始，向人們展現了一種冰冷卻又極為厚重的父愛。父親得知兒子身患絕症後心情極為悲痛地前往醫院看望，但在多年違背自己意願的兒子麵前卻又極為隱忍，甚至沒有流露出一點兒悲傷的情緒，寧願選擇默默地離開獨自前往中國幫助兒子完成最後的心願，也不願在兒子麵前表現出軟弱和屈服。這部影片中導演通過玉龍雪山、日本海等象征手法來襯托高倉健那獨特孤傲與沉默的表演風格，從而表現出了父親這一角色的絕對權威。父子之情，自古以來都是最無法割舍的最深沉的骨肉親情。而中日兩國在儒家“孝”的觀念的支配下，父愛的表達卻呈現出一種與眾不同。這種愛建立在父權不被撼動的基礎上，一旦孩子挑戰了他們的權威，那麼就會自然地認為其子“不孝”，從而與孩子產生隔膜與誤會，這種文化支配下的父愛有一種特有的固執、隱忍、內斂與質樸。與日本父親高田沉默寡言、外剛內柔不同的是中國父親李加民，這位父親的愛是極為張揚的，他知道自己有一個未曾謀麵的兒子後情緒壓抑，他選擇用醉酒來麻痹自己的神經，以此減輕思念兒子的痛苦。兩位父親的國籍不同，但他們以不同方式為觀眾解讀了父愛。
儒家思想文化傳入日本，並不完全是中國儒家思想文化的翻版，而是選擇和改造。森島通夫說：“在一個地球位置與鄰國隔離的日本國中，中國的儒家要以一種未經改造的形式傳播是不可能的。”[2]在古代社會，儒學可謂是中國封建社會士大夫的倫理道德，而日本的儒學則是作為武士階級的倫理觀念，即武士道。它的基本教義起源便來自於中國的孔孟思想。武士道追求的道德觀念是“忠”與“禮”。“忠”是誓死的效忠，正如在國產影片《天地英雄》中日籍演員中井貴一飾演的遣唐使那樣，把自己對君主的絕對忠誠視為無上的榮耀。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禮”，即為“仁”的外在表現。例如在戰場上，武士在與敵人廝殺前首先要行禮即鞠躬，報上自己的姓名，然後全身心投入到浴血奮戰中去。即便在敵人死後，依然要對他行禮，彰顯了日本獨特的武士道精神文化。在武士道的精神裏“愛”被奉為“禮”的最高形態，其講求的是不管對方的身份地位如何，即便是敵人，也要將他視為一個“人”來尊敬，要飽含一種對他人虔誠的尊敬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