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影片中的日籍演員現象淺析
新銳視點
作者：於秀娟
[摘要]近年來，隨著電影事業在全球化趨勢的明顯增強，國產影片中也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外籍演員的身影，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有越來越多的日籍數量投入到了國產影片的拍攝之中。不同於西方國家選擇外籍演員是對市場與技術共享的需要，國產影片中選擇日籍演員，則更多的是在文化認同的前提下對影片主題的解讀，也包括在新的曆史時期對戰爭的重新思考。基於此，本文對國產影片中的日籍演員現象從三個方麵進行淺析。
[關鍵詞]國產影片；外籍演員；淺析
電影是伴隨著近代工業化文明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化類別，它是現代科技和現代藝術相結合的產物。隨著電影事業在全球的發展與成熟，越來越多的電影工作者參與到跨國合作的拍攝工作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與之相應的是電影事業的發展與成熟。國產影片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外籍演員，尤其是日籍演員數量增加較為明顯，他們出演的角色類型也由單一走向複雜，他們飾演的角色背後蘊涵了深刻的社會文化意義。
一、商業規範下的明星效應
電影作為一種商品，是市場發展的產物，它和其他商品一樣，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種屬性。它的使用價值是滿足廣大觀眾需要，它的價值是產生利潤，其中最直接的體現便是票房的收入。每一個電影投資者在投資之前都希望用最少的投資獲得最豐厚的回報。對他們來說，利潤至關重要。因此，電影的導演、製片人、發行商等和電影利潤有關的工作人員首先考慮的便是影片的銷售市場，進一步說是票房收入，而精挑細選一些具有票房號召力的演員來出演影片中的角色也就成了票房成功的關鍵所在。
以影片《2046》為例，這部影片改編自劉以鬯的意識流小說《酒徒》，講述的是由梁朝偉飾演的周暮雲登上了一列名為2046的列車，由此開始了一段關於過去人生與未來人生的旅途行駛的故事。梁朝偉是國際影視紅星，選他作為主演之一實屬情理之中。但為何王家衛對TAK這一角色沒有選擇國內其他明星而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日本當紅影星木村拓哉來飾演，影片並沒有限定TAK一定是一個日本人。由木村拓哉扮演的TAK實際上就是周暮雲把自己理想化之後投射出來的一個角色，從而形成了“我是我，我也不是我”的迷亂局麵。王家衛其實大可以選擇其他國內演員來出演這一角色，投資也相對較少。究其原因在於，20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是日本影星木村拓哉事業最為巔峰的時刻，幾乎所有的亞洲影迷都會為他而瘋狂，從頭到腳，每一個跟他有關的事物都會瞬間躥紅。而20世紀的日本電影市場，擁有巨大的消費潛力和市場輻射力。一定程度上說，在當時誰掌握了日本電影市場，就預示著在亞洲電影市場獲得了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身的市場消費力很強，但一部外國影片想要打入日本市場並非輕而易舉，這就要求影片要適當地加入日本消費市場感興趣的因素。就像好萊塢影片進入中國的電影市場而加入中國元素一樣。所以無論是從票房出發還是出於對日本電影市場的考慮，日本演員木村拓哉在當時都可謂是飾演TAK的不二人選。
而另一部由中國香港投拍的《東京攻略》則是一部完全迎合日本電影消費市場的影片。這部影片不但直接把故事背景安置到了日本的東京街頭，而且在影片中使用了日本一些當紅影視演員，甚至在影片的結尾處，把初露鋒芒的小鬆拓也加入影片的故事中。這些都體現了電影在商業市場規範下對票房和市場的要求。
二、文化認同下的角色選擇
電影是一種審美藝術，是一種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國家，乃至世界得以發展進步的精神紐帶。世界文化的發展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一些國產影片選擇日籍演員出演的因素是多方麵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文化認同。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汲取主要表現在對中國儒家文化的繼承與揚棄上。儒家文化具有極大的包容性與生命力，多年來，日本在彰顯本國文化的前提下也在不斷推進著儒家思想文化的本土化進程。
從公元285年百濟人王仁把中國的儒學經典《論語》《千字文》傳到日本，到公元7世紀初儒家思想普及日本各地，日本國民開始把儒家思想作為道德生活的價值取向。自江戶時期起，中國朱子學、陽明學以及清代考證學傳入日本，日本本土相繼形成了“官學”“陽明學派”“古學派”“考證學派”等眾多有關儒家思想文化的儒學流派，日本的儒學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中日兩國正是有了儒家思想這一共同的文化基石，才使得越來越多日籍演員出演我國影片成為可能。從儒家文化的繼承上來說，中國與日本對於儒家文化中相同的情感取向能夠讓日籍演員更好地對影片的主題產生深刻的體會，繼而通過準確細膩的表演引起兩國文化的共鳴。另一方麵，中日文化中對儒家思想價值觀念不同的解讀與側重，則可以引起同源文化下兩種觀念的碰撞、深思，從而引發對兩國精神世界的探索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