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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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誌雲
一
早上七點，郝根生剛進派出所後院，就看見昨晚值班的老朱一手拿著大餅餜子，一手端個碗，站在食堂門口衝著他笑。
“大早晨的笑嘛？昨晚出警撿錢包了？”郝根生邊說邊推著自行車往車棚方向走。
“等會兒，等會兒，”老朱幾步來到郝根生身邊，“有個好消息，有個壞消息，你先聽哪個？”
“你還小嗎，成天整這個？”郝根生白了老朱一眼，“壞消息。”
“洪湖裏昨晚出命案了，分局刑警都來了。”
郝根生心裏咯噔一下，這真是黃鼠狼專咬病鴨子，還嫌自己不夠煩嗎？不過他隨即穩住心神，盯著老朱的臉，這家夥不是拿我開心吧？
老朱看出郝根生不信，收斂了笑容：“從樓上掉下來摔死的，刑警現在應該還在現場，劉所說你昨天兩點多才回家，讓你多睡會兒，他趕著去現場了。”
郝根生兩手一提，把自行車掉了個方向，往院外就走。
“哎哎哎，你還沒聽好消息呢，”老朱追在後麵喊，“死的是方文霞。”
已經騎上自行車的郝根生腳下沒停，心裏卻又咯噔了一下。
二
洪湖裏小區離派出所不遠，騎自行車十幾分鍾就到，不過今天郝根生隻用了七八分鍾。還離著老遠，已經看見9號樓和10號樓中間靠近小區圍牆處聚了好多人，附近幾幢樓上的陽台上、窗子後也有不少人，無數的手機都對準著同一個方向。
郝根生鎖好自行車，擠進人群，挑起隔離帶彎腰鑽了過去。離得最近的一個協警趕忙跑過來，正要喝止，發現是郝根生，馬上打招呼：“根哥，來啦。”接著還想說什麼，可看看隔離帶外麵的圍觀者，最終沒有說出口，不過那表情，郝根生覺得，是在衝他笑。郝根生應了一聲，四下看看，沒發現屍體，也沒有勘查現場的刑警，隻有兩個身穿保潔製服的人在撒石灰沙子之類的東西，應該是在清理現場。
“師傅。”治安民警劉勝利走過來打招呼，臉上透著一抹極力壓製的笑，“劉所說了，您要來了就上樓頂去。”
郝根生很喜歡這個高高大大的小夥子，人挺帥，也聰明，雖然黑了些，可一點兒也不影響他的形象。剛入所時郝根生帶了他一陣子，後來轉去搞治安了，可還一直叫郝根生師傅。
郝根生抬腿進了9號樓4門，劉勝利跟在後麵：“這下您的麻煩算解決了。”
郝根生哼了一聲：“別說沒用的，怎麼回事？”
“哦，早上五點多小區保潔發現的，我們來時人已經涼了，120還搶救了一通。當時我就認出是方文霞，上樓敲她家門，半天沒人開，應該是家裏沒人。後來七大隊和技術隊也來了，屍檢說符合高墜死亡，死亡時間超過五個小時，也就是說是昨天晚上掉下來的。墜落地點在9號樓和10號樓之間，兩棟樓在這麵的側牆上都隻有衛生間的窗子，不會掉下人來，所以應該是從樓頂掉下來的。剛才人已經拉走了，可能還要做解剖。”停了片刻，劉勝利又加了一句，“您說會不會是自殺？”
“你自殺她也不會自殺。”郝根生沒好氣地回了一句。
“嘿嘿，我也是這麼琢磨的。”劉勝利壞笑。
這麼說著，就到了樓頂。通往樓頂的門從外麵看就像是個坡頂的小房子，昨晚當班的副所長劉家起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正站在門邊說著什麼，見了郝根生馬上招呼：“根哥。”
身材瘦高、麵龐白淨的劉家起是去年從分局指揮室提到所裏當副職的，雖然業務上弱點兒，但為人還算謙虛，對郝根生和老朱這樣的老民警都挺客氣，因此民警們對他也比較尊重。
郝根生正要走過去，卻聽到身後的劉勝利一聲輕呼：“我去，開心農場啊！”
在樓頂的拐角處，各色裝滿土的木頭箱子和鐵籠子圍成一圈，足有八九平方米，其中兩個箱子中各伸出一根葡萄藤，順著用竹竿、木棍和繩子搭起的架子爬成了一個頂子，天已深秋，稀稀落落的枝藤架在上麵，把清晨的陽光與滿地的磚頭、鐵筒和一把落滿塵土的折疊椅淩亂在一起。其他的箱子裏則長滿了各種植物，有的已經枯了，有的卻還綠著，還有的剛鑽出小苗兒來，看不出種的是什麼。靠著樓邊的一溜鐵籠子裏，不時有咕咕的雞叫聲傳出。兩個刑警正站在一堆雜物中靠近樓沿的地方比畫著什麼。
終究還是從這裏出的事。看著不到半米高的樓沿和木箱子，郝根生心裏暗歎一聲。卻聽劉家起說：“張隊，根哥是洪湖裏的片兒警，他熟悉情況，對方文霞家最熟不過了。”
七大隊的大隊長們郝根生都認識，但眼前這個矮胖墩實，長著一雙笑眯眯小眼睛的年輕人卻看著麵生，應該是剛提的副大隊長。這些年市局提幹部的速度越來越快，一大批小年輕成了主力。
郝根生聽出劉家起話中的揶揄之意，嘴角咧出一絲苦笑，衝著那個年輕的張隊點點頭。張隊也點點頭，一指開心農場：“這是方文霞家的？怎麼能在樓頂弄這些東西？”
“有錢，任性。”
郝根生的回答讓張隊一愣，似乎沒想到麵前這個五十多歲的老警察會說這麼時尚俏皮的詞兒，呆了片刻才搖搖頭：“現在的老百姓啊……她這麼整，樓裏的住戶沒意見？”
“意見大了去了，一直做工作，不頂用，要是當初強行拆除，估計她早跳下去了。”郝根生說著一指那兩個刑警站的地方，“是從這裏下去的？”
“從屍體的位置看，應該是這裏。”張隊說。
“隻是不知道是自殺還是他殺，或者是意外失足，根哥你看呢？”一旁的劉所問。
“自殺不可能，方文霞不是那種人。”郝根生不假思索地說。
“從死者墜樓時的穿著看也不像。”張隊說，“一會兒再到她家裏看看，如果沒有遺書一類的東西，就可以排除自殺了。對了，她家人聯係上了嗎？”
“聯係上了。”剛掛掉手機的劉勝利走過來，“她愛人蘇建平昨晚在學校值班，睡覺時把手機調靜音了，所以之前一直打也沒人接。剛才看到未接電話回撥過來，正往回趕呢。”
“那就隻有意外和他殺兩種可能了。”張隊像是自言自語。
“我看他殺的可能性也很小，屍體身上沒有撕扯、抵抗的痕跡，樓頂這裏也沒有搏鬥、拖拽的痕跡，看不出他殺跡象。”劉家起接過話茬。
郝根生覺得有些奇怪，這些事情應該是刑警們研究的，可這個張隊卻似乎很喜歡在這裏跟一個機關出身的派出所副所長、一個年輕的治安民警和一個五十多歲的社區民警探討案情。
不過劉家起似乎很喜歡這樣的交流。“所以，隻有一種可能，就是方文霞大半夜的上到樓頂來自己的開心農場做什麼事，比如雞籠門沒關，或者為剛出土的菜苗蓋上篷布之類的，咱們剛剛上來時門上掛的鎖和鑰匙應該就是她的，而且剛才訪問這樓裏的幾戶人家，他們也證實樓頂的鑰匙隻有她有。”劉家起扶扶鼻梁上的眼鏡，“但是她上來之後呢，因為天黑看不清楚，或者什麼意外情況，比如絆了一下，一不小心掉了下去。”
“嗯，我覺得也是這樣。”張隊頻頻點頭。
這時，劉勝利的電話響了，他接通電話，嗯嗯幾聲，然後轉頭說：“劉所，張隊，蘇建平回來了。”
“好，我們下去。”張隊招呼了一下一邊的兩個刑警，幾個人一起下到四樓，站到401的防盜門前。
隨著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一個中年男人的身影出現在樓梯拐角處，有些發福的身子伴著大口的喘息聲，張皇的目光掃視著站在自家門口的幾個人，很快停在郝根生臉上。“郝警官，出什麼事了？樓下怎麼這麼多人？文霞呢？是不是她出什麼事了？”
蘇建平的眼神讓郝根生心裏莫名地動了一下，但這時卻沒時間去想為什麼，他看看劉家起和張隊，輕歎一聲：“蘇老師啊，咱先進屋，慢慢說。”
蘇建平打開單元門，幾個人跟在他身後。除了郝根生，其他人都是第一次進方文霞家，郝根生明顯感覺到了幾個人的詫異——這兒也太亂了吧。郝根生當初第一次進來就是這樣的想法。
這是一套老式的偏單元，進門右手就是廁所，往前是廚房連著陽台，再往前就是一左一右兩間臥室，幾個門之間狹窄的通道就算是廳了。通道順著牆堆滿了東西，有馬紮、竹竿、木箱，還有一大堆滿是烏漬灰土的白布，上麵好像還印著紅字，應該是布標。
右邊臥室門關著，左邊的門開著。蘇建平站在兩個臥室中間，猶豫了一下，把幾個人讓進左手的房間。厚厚的窗簾拉得很嚴實，屋裏有些昏暗，靠牆的老式寫字台上亮著一盞台燈，暗黃色的燈光照著桌麵上幾張翻開的紙和一旁堆得滿滿的文件袋、快遞袋和塑料袋，都鼓鼓囊囊的。桌上還有一部大塊頭的山寨手機，除了打電話發信息，還外兼防身。
蘇建平走到窗前，“嘩啦”一下拉開了窗簾，陽光一下子衝進來，滿屋的塵土都快樂地從堆滿衣服、紙張和雜物的床上、櫃子上、地上飛舞起來，四下尋找新的落腳點。劉家起和張隊幾個人都下意識地往後躲了躲，盡量離開滿是塵土的陽光。
“蘇老師，這是刑警隊的張隊長，這是我們所的劉所長，還有大劉警官。”郝根生向蘇建平介紹著，然後看向劉家起，用目光詢問該由誰宣布這個消息。
“嗯，蘇老師啊，”劉家起上前一步，語氣緩慢，聽上去比較沉痛，不過郝根生知道他是在組織詞彙。“今天早上你愛人從樓上墜落，搶救無效死亡。關於她墜樓的原因，目前我們正在調查。所以請您節哀，並配合我們查清真相。”
蘇建平定定在站在那裏，身後的陽光肆無忌憚地繼續在屋中飛舞，讓人有些看不清他的表情。或者，他的臉上本來就沒有任何表情。郝根生他們也不再說話，一群人就定格在屋裏。
這時，張隊的手機響了，他轉身出屋去接電話，一群人才重新活動起來。之前在樓頂上見到的兩個刑警進到屋裏四處翻看，蘇建平也轉頭在屋內四下看，看被各種文件袋和書籍雜誌堆滿的隻容一個人睡覺的大床，看堆滿了衣物的老式木櫃，看同樣被雜物占據了大部分空間的沙發和茶幾，還有牆角堆著的另一堆白布標樣的東西。
兩名刑警翻看了一會兒，又把桌上的山寨手機拿起來，對視了一眼走出屋去。片刻之後，張隊回來了，對蘇建平說：“我們有些問題想跟你了解一下。”
“人現在在哪兒，我想看看她。”蘇建平說。
“已經拉走了，可能需要做解剖以進一步確定死因，還要請您簽字同意。”
蘇建平拿出手機撥號，可撥了幾次也沒人接聽，於是，他在手機上編輯短信，發送了之後才說：“那來我這屋吧。”
張隊招呼門外的兩個刑警，跟著蘇建平去了對麵的臥室，還隨手關上了門。劉勝利在一旁低聲問郝根生：“他們不住一起？”
“你看看這屋子，還能多呆一個人嗎？”
劉勝利走到桌前，拿起幾張紙看了一下，又輕聲笑起來：“根哥，還是告你的。”
郝根生湊過去，看見最上麵一張紙上有兩行醒目的標題：“人民警察徇私枉法放凶手，公安機關官官相護害百姓。”下麵的抬頭赫然寫著：“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一路列舉下去，占滿了大半張紙，市政法委被排在了冒號前的最後一個。
“看來還是要去北京。”劉勝利說。
郝根生沒有繼續看下去，關於控告信的內容他再熟悉不過了。他沒有說話，心裏卻輕歎一聲。
劉勝利和劉家起的手機同時響了，二人走出去接電話，屋裏隻剩郝根生一個人。他走到屋子中間，四下環視滿屋的淩亂，腦子裏不由自主地想象著方文霞昨天晚上在這屋裏的情形，接著又想，究竟是什麼讓她以那樣一種方式生活，如果知道自己的生命很快就會結束，她會不會對自己之前所做的事後悔？
三
這套房子原來是方文霞的婆婆蘇老太和上初中的外孫女一起住的。蘇老太雖然七十多了，但身體硬朗，為人和善，每天除了給外孫女洗衣做飯，就是在樓下跟老人們曬太陽聊天，跟鄰居們的關係都特別好。五年前，方文霞兩口子搬了過來，說是自己已經從公交公司內退了，正好沒事做，專門來伺候婆婆，然後以學習緊張不能分心為由，把蘇老太的外孫女送回了父母家。後來大家才聽說，方文霞家那一帶因為修建地鐵站拆遷，她在堅持了六個多月後，成為整片地區最後一個搬遷的人，而且據說她得到的補償款是別家的三倍。不過，這個說法沒有得到證實。反正拿到了補償款的方文霞沒有另買新房，而是來這裏盡孝道了。
按理說，兒媳婦來了，蘇老太的日子應該過得更舒坦才是，可是鄰居們卻發現老人的麵色一天不如一天，臉上的笑容也少了，而且在外麵呆的時間越來越長了，有時太陽都落山了也不願回家。大家夥兒問怎麼回事，蘇老太卻不肯說。直到有一天，有鄰居聽到蘇老太家傳出摔東西的聲音，還夾雜著方文霞的叫罵，才知道蘇老太跟媳婦處得不好。蘇老太的為人鄰居們都知道，所以毛病肯定是出在方文霞這個兒媳婦身上，但那畢竟是別人的家務事，就算再看不過去也不好說什麼。
消息傳到蘇建平妹妹那裏，閨女心疼媽，和妹夫來了幾次，要為母親討個公道，卻沒有一點兒用處。有心把老娘接走，可自己家裏隻是兩間小平房，不說住不住得開，單說冬冷夏熱就不如樓房。為老娘身體考慮，終於還是讓蘇老太留了下來。
吵過那幾場架之後，蘇老太再沒出過門，據說是病了。幾個月後的一天早上，9號樓4門的門棟上貼了一張“恕報不周”的白紙，蘇老太去世了。
蘇家人為老太太辦了一場洪湖裏居民至今記憶猶新的喪事。蘇建平的妹妹妹夫與方文霞把設在家裏的靈堂打成了一鍋粥，被撞翻的蠟燭險些把老太太的骨灰盒都燒了。鄰居打了110，身為管片兒民警，郝根生也到了現場。
那是他第一次見到方文霞。這個女人中等身材，也不是特別胖，但眉眼讓郝根生想起了香港電影裏一個叫“石榴姐”的角色，一臉的橫肉，不怒自凶。雖然披麻戴孝，但臉上見不到一絲悲傷，始終倒立著的眼睛仿佛對每個人都帶著怨恨似的。
相比之下，她的丈夫蘇建平就顯得慈眉善目了。身為中學數學老師，一張圓圓的臉上經常眯著的小眼睛，看上去很有學問也很和氣。麵對老婆和妹妹的爭吵，他一直保持沉默，既不參與，也不勸解，仿佛是個不相幹的人。不用說，在這個家裏，蘇建平絕對是弱勢。
兩家人吵的不僅僅是老太太生病去世的原因，還有房子的歸屬。郝根生可以製止現場事態，但對於財產問題卻無法調解，便說，去法院吧，法院說了算。
一場官司下來，方文霞得到了房子的居住權，卻要給蘇建平的妹妹十幾萬。從那時起，郝根生再下片兒遇到方文霞時，每次都會從對方眼中看到不加掩飾的怨恨。這讓郝根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莫非她把那十幾萬全算在自己身上了？
“你會遭報應的！”這是蘇建平的妹妹在法庭上對方文霞說的最後一句話，從此之後，兩家人便徹底斷絕了來往。
鄰居們也都這樣說。可是方文霞卻依舊活得滋潤，並且努力把日子過出了花樣兒。兩年前，街道為了響應市政府建設美麗家園的號召，專門撥款給洪湖裏小區修建了綠地，小區的形象立刻上了檔次。不過後來由於養護不到位，野火雖沒燒，春風吹起來的卻是越來越稀拉，但不管怎麼說，還是有些綠色的。方文霞就看上了這些綠地。她用不知從哪兒弄來的竹片、樹枝什麼的，把9號樓門前的綠地圍起了一塊兒，然後把草地翻了，種上了不知什麼菜的種子。當時正是四月天，下了幾場春雨，菜苗兒們便熱熱鬧鬧地生長起來。鄰居們看到了，有的就想也學著圈塊地種菜，更多的卻是看不慣，於是問題反映到了居委會。
居委會不能不管，但想到方文霞的形象和事跡，心裏便先怵了，少不得一個電話打到郝根生這裏。在郝根生的帶領下，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聯合市容、衛生、綜合執法一齊上陣，曆時三天時間，終於成功將方文霞的菜園清除。可郝根生發現，現場那麼多人，方文霞偏偏就一直盯著自己。他心裏隻有苦笑。
事情並沒有就此完結。兩個多月後，洪湖裏的居民開始在清晨四五點鍾的時候聽到公雞打鳴的聲音，起初聲音還不大，聽到的人還不多，但是後來就越來越大，從天還沒亮一直打到太陽出來。大家以為是暫時現象，也許是誰家買的活雞，馬上就要宰了熬湯，或者當藥引子呢。但是，罪魁禍首的命運卻沒有按大家想象的那樣結束，而是持續了下去，每天都用同樣高亢的一聲接一聲的打鳴告訴大家：哥還活著。
居民們不幹了。尤其是家裏有上學的孩子和生病老人的，雞鳴的時候正是睡眠質量最好的時候，家裏的整個生活都亂了。大家開始尋找禍首，最終將聲源鎖定在9號樓靠西邊的樓頂，也就是4號門棟的正上方。居委會的人想上樓頂看個究竟，卻發現4號門通往樓頂的門被人鎖住了。想從其他樓門上去，也都是鎖著的，隻不過那幾個門的門鎖早已生鏽，而4號門的鎖一看就是正在使用的。
居委會大媽們挨家詢問，沒人承認。大媽們也有辦法，不是沒人承認嗎，好，現在就找人把鎖撬開。這麼一說，方文霞出來了，是我家的，怎麼著吧？
有困難找民警。郝根生同誌再次來到現場，看到了許久不見的方文霞女士。
“先把門打開再說別的。”郝根生說。
於是，大家看到了方文霞的開心農場。巧的是，開心農場下麵六樓那家一直沒人住，其他鄰居也從來不上樓頂，所以不管方文霞在樓頂如何折騰，一直也沒人發現。當然，可能有人早就看到樓頂的葡萄架子，可這年頭，隻要不關自己的事，誰會去多嘴呢？要怪也隻能怪那隻打鳴的公雞了。
“樓頂怎麼能弄這個？”郝根生說。
“怎麼不行？我一沒偷二沒搶，犯法了嗎？我這叫自食其力，樓下是公共綠地不讓我種，我在樓頂上種惹著誰了？有哪條法律規定樓頂不能種菜的？”
“你種菜影響了樓頂防水層的質量，還容易造成隱患，再說這樣你自己也不安全啊。你看，樓沿這麼矮，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你不為別人，也要為自己著想啊。”
“我掉下去我樂意，我摔死我活該。”
郝根生無語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也不知道這句話是怎麼跑進腦子裏的，可能是前些天看電視劇時聽到的吧。
“你的安全是你自己的事，可你養的雞打鳴影響了群眾生活，就是大家的事了。”
“這是雞的問題，關我屁事，有能耐你不讓它叫。”
耐心勸說對上胡攪蠻纏，郝根生頭大了。第一次勸解無功而返。
第二天，城市各大論壇上出現了洪湖裏樓頂開心農場的照片和對於公雞打鳴的控訴。第三天，城市早報的記者來了，被一把大鎖頭擋住了。第四天，電視台的記者也來了，同行的還有綜合執法和群眾代表，當然，郝根生又被公推站在最前麵。
9號樓的樓頂從來沒上來過這麼多人，大家都為開心農場的規模和主人的魄力所折服，攝像更是使勁地拍。綜合執法說，如果方文霞不自行拆除，他們就要按照城市化管理辦法的規定強行拆除。
“你們敢！”方文霞站到了樓頂邊上，“你們敢拆，我就從這裏跳下去！”
郝根生讓所有人安靜，然後一起站在那裏，與攝像機一起看著方文霞。
方文霞瞪了會兒眼，知道今天逃不掉了，終於下了決心：“好，你們不是說公雞擾民嗎？我就不讓它擾了。”說著彎腰打開雞籠門，撲騰一陣抓出一隻公雞，舉給攝像機看。大家這才發現，那是一隻還沒長大的小公雞，冠子還缺了一半，卻不知為何嗓門這麼洪亮。
亮完相，方文霞一揚手，把半個冠子的小公雞從樓頂扔了下去。“誰還說我擾民？你們再沒完，我就跟著雞一起下去了！”
沒人敢再說沒完了，因為所有人都看到了方文霞臉上的猙獰，好像剛剛扔下樓的是她的家人。反正擾民的雞被處理了，也算是取得了階段性戰果，其他的，慢慢來吧。
臨下樓的時候，郝根生再一次看到了方文霞仇恨的目光。
據說有人看見，那隻公雞從六樓扔下去後並沒有摔死，又被方文霞撿回去了。但不管怎麼樣，此後洪湖裏再沒聽到公雞打鳴的聲音。而電視台錄的東西最後也沒有播出。樓頂的開心農場自然要處理，但什麼時候處理，怎麼處理，沒人再提。
春季“嚴打”開始了，全局專項行動一個接一個，開心農場的事就一直擱下來，隻是有時想起來，郝根生就會從心底升起一股無奈。工作有點兒空閑的時候，郝根生也去了幾趟洪湖裏9號樓，但是一次也沒見到方文霞，通往樓頂的門更是一直鎖著。
春季“嚴打”之後是夏季治安，然後是打盜搶專項行動，眼瞅著快到國慶節了，方文霞又出事了。
洪湖裏小區原先的樓間距挺大的，可後來有車的人越來越多，放在馬路上又不放心，都願意停小區裏來，於是小區就成了停車場。由於也沒個固定車位，誰先到誰停，還有人事先拿東西占位置，為這事鬧過不少矛盾。郝根生在忙著調解的同時也跟居委會一起想了些辦法，但都沒管大用。
9號樓和10號樓之間是一塊大家都喜歡停車的地方，因為前麵就是圍牆，不存在影響別人通行的問題，也就不怕別人對車使壞。一天上午，一輛拉著好多鐵柵欄的農用三輪車開到9號樓和10號樓之間，車上的人跳下來一通忙活，沒多大工夫，便用鐵柵欄圍出了一塊六七平方米的地方，然後弄些工地上的編織布一圍，用鐵絲一勒，上麵再蓋上幾塊石棉瓦，壓上磚頭，一間簡易房就成了，其中一麵鐵柵欄上還開著一個門，一把大鐵鎖把門鎖得結結實實。
開始大家夥兒以為是街道在小區裏有什麼施工項目，在這裏存材料，可後來看到出來進去的竟然是方文霞，再看小屋裏放的大白菜、破桌子壞椅子，還有兩輛生鏽的自行車，才明白這是方文霞自己搭的小屋。這下大夥兒不幹了，公共區域私搭亂蓋是最讓人討厭的，尤其是經常在這兒停車的幾戶更是生氣，一間小屋就占了兩輛車的位置，原本緊張的停車位又少了。
問題反映到居委會，大媽們到現場看了小屋，連樓都沒上就給郝根生打了電話。郝根生當時在所裏正忙得不可開交，接到電話歎了口氣，對居委會主任說：“這種事情是綜合執法管轄範圍內的，還是找他們好些。”
居委會主任就不好意思地笑：“這個我們也知道，不過咱們關係不是好嗎，你在小區裏又有威信。”
我有威信？樓頂的開心農場還沒整利索呢。郝根生心裏這麼想，嘴裏卻說：“你們先跟綜合執法反映一下，等我手頭兒空下來也去看看。”
電話打到綜合執法大隊，那邊很快就來了兩個人，看了看小屋，在門上貼了張限期整改通知書，要求三天之內自行拆除，否則將強製拆除並進行罰款雲雲。
三天時間過得挺快，小屋沒拆，綜合執法也沒來，郝根生倒來了。當天上午，他正好有空，就來居委會轉轉，順便看看小區的幾個孤老戶過節的東西準備得怎麼樣了，結果就被居委會主任拉到了方文霞的小屋那裏。
郝根生歎口氣，上樓敲響了方文霞的家門。開門的是蘇建平，那時他家裏還算整潔，沒有那麼亂。郝根生就說了小屋的事，說是公共區域，私搭亂蓋不合適也違法。話沒說完，方文霞就從屋裏出來了，嚷嚷著：“他們停車就不算占用了？我占那地方也是停車，自行車也是車，憑什麼我就不行？”
勸說工作一如既往沒有結果。當天下午，兩輛噴著“綜合執法”的麵包車和一輛雙排汽車開到洪湖裏9號樓下，一群拿著各式工具的綜合執法隊員下車，在尋找屋主無果的情況下開始強拆。當行動接近尾聲時，方文霞出現了。她哭喊叫罵著一次次撲向執法隊人員，身撞手拉腳踹嘴咬，卻一直無法靠近正走向毀滅的小屋。最後一次，當她用盡全身力氣再次衝上去時，卻不知怎麼腳下一絆，重重摔在已被推倒在地的鐵柵欄上，原來壓著石棉瓦頂子的一塊磚頭掉下來，正好砸中她的腦袋，頓時鮮血直流。
兩個多小時後，傷員方文霞出現在洪湖裏派出所的值班室裏，頭上橫著纏了一圈厚厚的繃帶，從下巴到頭頂豎著也纏了一圈，如果忽略滿臉橫肉堆出的煞氣，很像一個剛從戰場下來的女戰士。她說自己被城管打了，是來報案的，要求公安機關一定要抓住凶手，還老百姓一個公道。
因為涉及綜合執法大隊，值班民警將情況報告了值班所長，所長想都沒想，便將這一並不光榮卻十分艱巨的任務交給了社區民警郝根生。郝根生並沒有急於到值班室去接待方文霞，而是先給居委會打了電話，了解事情的經過，特別問到方文霞是怎樣受的傷。那邊肯定地說，方文霞是自己摔倒之後被房頂的磚頭砸的，現場好多人都看到了。
心裏有了底，郝根生就把方文霞帶到辦公室，做了一份筆錄。問話中，郝根生又從方文霞眼睛裏看到了熟悉的恨意。對於方文霞提出的立即去抓打人凶手的強烈要求，郝根生說：“我們會盡快調查，一切都要依法辦事。”
“好，我等著！”方文霞恨恨地說，不知這恨意對誰多一些。
郝根生先去了洪湖裏，在居委會幫助下找到了不少當時在場的目擊者，人們都說方文霞是自己摔倒的，沒人推也沒人打，倒是她從綜合執法隊員身上獲得了不少點數。再去綜合執法大隊，大隊負責人苦笑著拿出一堆照片，被扯壞的肩章、手臂上的抓痕、臉上的撓傷還有製服上的腳印……“這位當事人戰鬥值爆棚啊。我們一直在風口浪尖上，哪敢動手？如果打，也是拿臉去打人家的手，拿屁股去踹人家的腳啊……”負責人自然清楚郝根生的來意，又補充了一句，“她的行為已經構成妨礙公務了，應該依法處理，對吧？我們還想著跟派出所報案呢。”
“嗬嗬，處理不是目的，是手段，現在拆除目的已經達到了，還是教育為主吧。”郝根生打著哈哈。
當時綜合執法也帶有攝像機，可是很遺憾，沒錄上方文霞摔倒的情形，但從錄像裏看，在與方文霞的衝突中，他們確實一直在被動挨打。
郝根生向所長耿一東做了彙報，然後把方文霞叫到所裏，對她宣布了調查結果。方文霞當時就急眼了：“姓郝的，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順眼，也知道你肯定會包庇凶手，你等著，我跟你沒完！”
方文霞樓上樓下要找所長告狀，被兩名協警連勸帶架弄了出去，告訴她所長不在。第二天一早，方文霞又出現在值班室，聲稱見不到所長就不走。無奈，所長耿一東重新安排民警進行了調查，證實郝根生的調查沒有問題，然後接待了方文霞，向她說明公安機關的調查不是某個人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一切都要用證據說話。
“你們不給我做主，我找能做主的地方去！”
從那天以後，方文霞就開始控告民警郝根生打擊報複、包庇凶手，致使自己受害蒙冤無處申訴的問題。從分局到市局再到檢察院，從區委、區政府再到市委、市政府、政法委，到處都可以看到方文霞執著的身影。隨著告狀部門的升級，她手中的材料越來越厚，除了頭上的繃帶外，輔助工具也從拐杖升級到輪椅，以證明自己的傷情在不斷加重，到後來還打上了大布標，上麵寫著“人民警察徇私枉法放凶手，公安機關官官相護害百姓”。不過她的訴求倒是一直沒變：依法處理打人凶手，查辦包庇縱容犯罪的民警郝根生，賠償財產和精神損失以及醫藥費等總計27.4110萬元。
有人問過方文霞，既然被綜合執法大隊打了，為什麼不去告他們，卻偏偏跟公安局較勁？方文霞的回答是：“我相信法律。”
相信法律的方文霞一次次把信訪材料遞交各級政府部門，然後再層層批轉回來，幾乎每一次的批轉都會導致一次重新調查核實，當然，每次的調查結論也都是同樣的，方文霞的訴求自然不可能得到滿足。於是，方文霞抱著一顆悲壯的心去了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