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台灣文學中的小清新是台灣人生活的影子，那麼，大陸文學中的小清新則更像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補償。盡管台灣作家不厭其煩地反複書寫著城市變遷，然而，比之北京、上海等大陸一線城市，台北的城市變化可謂微乎其微。出生、成長於這個急速發展社會中的我們，似乎已經對身邊的動蕩不安有了免疫，習焉不察、見怪不怪。然而，免疫並不是麻木。劇烈的社會變化使人們內心的安全感和彼此的信賴度極度匱乏，進而產生了強烈的自我保護的需要。人們開始越來越傾向於逃離與規避宏大敘事，選擇鑽進自己的小世界、營造自己的小幸福，就連一向狂傲不羈的李敖也說“不愛那麼多，隻愛一點點”。
在這些城市中，你不難發現，每個華燈初上的夜晚，總有無數續著長發、背挎吉他、眼神迷離的歌者出現在各個酒吧中，在台上用自己沙啞的煙熏嗓傷感哀歎、自我解嘲，演出結束後與酒吧老板結算自己當晚的薪酬，然後點一支煙，沉默地在夜色中去趕末班地鐵。對現實及自我處境的不滿和對物質需求的妥協，在他們身上得到了驚人的統一。
在這樣的環境中，身為“70後”、“80後”的小清新自然地與前輩分別開來，他們成長於宏大敘事遭到解構並逐漸瓦解崩潰的年代，一地雞毛的現實給了他們充分展現自我小情調、小情懷的客觀條件。小清新文學打破了“50後”、“60後”所建造的曆史共同體，開始著意於建造一個屬於同代人的情感共同體。他們或如安妮寶貝，在千篇一律的愛情故事中不斷沉溺；或如張悅然、周嘉寧，以青春的名義講述成長的疼痛；或如安意如，幹脆跳回古代，與故去的先賢對話，以期得到現實的回應。小清新文學中這些具體而微的個體故事，不僅浮光掠影般地呈現了這個時代年輕人的精神世界，更從多個側麵反映了人們意欲對逃避現實的生活態度。
潔塵曾說過，有些作家是“提筆就老”的，承襲張氏蒼涼美學的小清新應該首當其衝。十幾歲便出道的他們，一提筆，便有了道路以目的冷漠與看透世情的決絕。郭敬明18歲寫出“青春是道明媚的憂傷”，16歲時的七堇年已理解“被窩是青春的墳墓”，在這些年輕的小清新筆下，“青春”失掉了蓬勃的生機，而被籠罩上一層抑鬱、頹廢的色彩。雖然不免有些“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嫌疑，但這種文字本身的華麗、雕琢及其傷感、無奈的情緒卻總令無數同齡讀者心有戚戚焉。
十年後，曾經紅極一時的青年作家周嘉寧再次回首自己早年的作品時曾不無愧疚地表示，那些作品“可以寫，但不應該發表”。麵對堅硬的現實，小清新也許僅僅是一種現代社會的“精神勝利法”。然而，對於任何一個個人而言，年輕時的稚嫩難道不比長大後的老成更珍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