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號稱“冒險家的樂園”的大上海，不僅是郭氏兄弟、蔡氏兄弟等四大公司的創始人在此“揾錢”揾到盆滿缽滿，他們的前輩同鄉一樣撈得風生水起。最典型的例子是出生在廣東香山、原籍潮州、早年曾在廣州十三行中的“同順行”做事的鴉片買辦吳健彰通過捐官，不斷得到提拔，最後甚至當上了“蘇鬆太道兼江海關監督”即通常所說的上海道台——一個來自廣州十三行的鴉片販子登上了上海地區第一把手的寶座！
毋庸贅言，吳買辦做生意倒是做得有聲有色，前期的仕途也稱得上是順風順水，不過一旦坐到上海道台這個處在風口浪尖的位置之後，處於華洋衝突漩渦之中的吳大人，官運就很難再談得上亨通了。他在任上最後是以被革職收場。吳健彰當上海道台最大的“政績”，恐怕就是鹹豐五年（1855）鎮壓了小刀會起義。有趣的是，吳道台的對頭、小刀會的首領恰恰是他的潮州同鄉劉麗川！小刀會在上海起事，結果是兩個廣東老鄉掐了起來。一場使上海租界從“中外隔離”變成“華洋雜居”，直接改變了上海社會發展態勢的大戰，敵對雙方的頭領居然同為廣東人！正所謂一葉知秋，吳健彰和劉麗川盡管一個是朝廷命官，一個是亂臣賊子，但他們的坐大，殊途同歸地反映出廣東人的勢力在上海不斷膨脹。很難想象，在講究裙帶關係、講究門第出身、講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晚清官場，如果沒有廣東幫勢力在幕後暗暗支持，並非科舉出身、靠捐官起家的吳健彰能夠憑一己之力在異地他鄉問鼎道台的寶座；而在上位之後，同樣很難相信吳大人會“明鏡高懸”，不會為了戴穩、係緊自己一路捐上來的頂戴花翎而黨同伐異，大力提拔自己的廣東同鄉，扶植廣東幫的勢力以為呼應。同樣的道理，在血緣、地緣等宗族觀念根深蒂固的封建社會，在魚龍混雜的小刀會中，如果廣東幫勢單力薄，很難想象劉麗川能夠脫穎而出，被各路兄弟推舉為首領。
並非“學而優則仕”的吳健彰之所以也能過一把官癮，靠的是捐官，靠的是雄厚的經濟實力，但上海灘上腰纏萬貫的廣東人並不隻吳健彰一人。開埠以後，以吳健彰為代表的廣東人不僅在上海官場顯赫一時，在商界更是遊刃有餘。到南京路上四大百貨公司的出現，可以說廣東財閥在上海灘的勢力達到鼎盛時期，廣州—上海兩城之間的經濟聯係，達到血脈相連的程度。
廣州——上海，上海——廣州，從五口通商到改革開放，盡管兩城之間一直存在激烈的競爭，彼此的城市地位像蹺蹺板似的此起彼伏，但顯而易見，從一開始，這兩座城市、這兩座城市的人之間就形成千絲萬縷的聯係，是冤家，更是親家。今天、今後，彼此的聯係隻會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