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了解我們居住的這座城市有沒有十八裏香這樣的“飛地”。我們經常與小區邊的小店的店員談心，有許多問題向他們請教。有一對夫婦是我們的老鄉，兩個人租了個不大的店麵開了個蔬菜店，除了賣蔬菜，他們還賣雞和豆製品。就那麼大的地方，附近的居民也大都因為沒時間或忙得忘了買菜才到他們那裏去買點救急，城市的生活成本這麼高，我們一直覺得他們會虧本，更不用說養活自己。但他們幾乎是與我們一起來到這裏的，一住就是十來年。顯然，他們過得下去，而且要比在故鄉好。這裏有許多這樣的人，他們顯然有我們不能明白的生活技巧、生存本領，特別是應對生活的意誌。母親每天從外麵回來都會帶來新的故事，哪家的孩子在省委機關大院，哪家的孩子在高速公路管理站，甚至有一家，兩代人，都在監獄工作。他們，包括那賣菜的老鄉和理發店的兄弟倆，是不是這個城市的人呢？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這座城市？當我們敘述這座城市時，裏麵有他們嗎？如果對他們進行文學敘事，或者將他們作為一個城市文學敘事的組成部分，那這座城市一定是多樣的。
四
為什麼要在這篇雜記的開頭敘述我們居住的城市？因為沒有統一的抽象的城市，隻有具體的多樣的城市，它們是我們閱讀城市文學的背景，你不說，它也在那裏。這又提醒我們注意另一個問題，即對城市的書寫應該是地方性寫作的一種。前些日子有編輯向我們約稿，要我們以自己所在的城市的文藝敘事寫一篇文章。她問道，你們難道沒有覺得這幾年以你那個城市為主題和對象的文藝作品有多集中？是的，電影、電視，都有。小說更有多部，嚴歌苓、葛亮、哈金，可惜，都不是本城的作家。但多是多，他們寫出了這個城市嗎？讓我們覺得如同狄更斯寫了倫敦，雨果寫了巴黎，老舍寫了北京？好像還沒有到這個程度，因為這個城市的人對這些作品還很難說有多大的認同，更不要說表現出驚喜與熱情了。
從前麵的介紹可以看出，我們所在的城市是有曆史的，有她的前世今生。這樣的城市在中國相當典型。說城市文學是一種地方性寫作，特別能說明這種超長曆史與超穩定的城市。以前我們討論陳建功的北京敘事時曾經說過，城市有年青的，有年老的，更有老少同堂的。城市作為一個特殊的地方，首先就在她的曆史。這種曆史一方麵是它與鄉村的聯係，一方麵則是它自身的傳統以及這一傳統與鄉村的同構關係，這是中國城市的中國經驗。中西方的城市是不同的。西方的城市經過中世紀後的重建，使古典文化濃縮在博物院之中。中世紀的西歐封建的農業社會以封建領主的莊園形式而存在，而工商業則歸工商業者所有，它和城市結為一體，作為前者的對立麵而存在。工商業者在自己的經濟發展中壯大了聲勢，政治力量同步增長，終於取得了城市自治權。隨著近、現代的工業革命，西方城市以資本的形式向農村滲透，並最終以城市化的方式取代了農村。於是，城市文化在西歐是獨立發展起來並以自己的實力戰勝了鄉村文化，它以取消的方式實現了兩者的融和。
而中國城市的發展則是另一道路。城市的興起主要出於政治、軍事的需要，而不首先是經濟的原因，城市沒有獨立的經濟力量因而不可能脫離鄉村而存在。同時，城市經濟(主要是服務於城市消費)和鄉村經濟的命脈不是由對立的階層所掌握，而是由同一個階級、階層或集團所占有，從而顯現出城市、鄉村一體化的血緣關係。這種經濟模式當然是依靠地理因素建立起來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城市由於其政治上的地位為某一經濟區的中心。和這種一體化的政治、經濟關係相呼應，中國古典城市文化並不與鄉村文化相對立，相反，卻成為某一鄉村文化的典範體現，成為某一地域性文化的代表。如果對中國傳統文化細加考察，城市與鄉村的區別大概隻局限於量的差異並且常常為人們所忽略，隻有時間特別是地域上的差異才為曆史學家和文化史家們所重視。各代史書均設《地理誌》，列舉描述各地的風物特點，江河山嶽、曆史沿革，尤其是風土人情。在論述時也大都以城市作為中心向四方輻射。這種觀察方式本身就意味深長地說明著中國城市與鄉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特殊關係。這樣的狀況一直到近代都未得到改變，而現、當代，由於所共知的政治、經濟原因，變化的步伐也相當緩慢。關於我們駐在城市的當代文學表達，認同程度最高的是葉兆言，從《夜泊秦淮》到《1937年的愛情》，他寫的都是這座城市的過去。而這個城市的人們身體在當下，而心仿佛還在過去，關於這個城市的記憶，他們隻有曆史，隻有它不變的遠去的背影，這一城市文學的接受個案從一個側麵說明了這一點。對中國的城市文學來說，城市的前世還是取之不竭的資源，它在城市的深處、隱秘處，是城市的基因。
地方這個問題還得繼續討論下去，它在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將城市作為地方並不是城市文學寫作的終極目的。終極目的是寫出城市的文化，寫出城市的精神。或者，文學，參與到城市文化與精神的創造、發現與積累中。我們為什麼要將城市作為地方，因為在中國，城市曾經是鄉村的延續和集中表現。在曆史上，城市本身並不創造價值，而是靠鄉村，靠農業文明來輸送的。在社會更迭的動蕩中，城市總是首當其衝，而鄉村則相對穩定，因而也就承擔了曆史的延續與重建，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但是，自現代、特別是當代史以來，城市的進程以及在國家與社會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它與鄉村的關係正在顛倒。這一結構性變化的原因很多，一方麵是城市因其功能而承擔了現代化的責任，它聚集了從意識形態、製度設計、人才培養、技術創新、開發消費以及改變生活方式幾乎全部的社會行為，並為全社會提供示範。另一方麵是與此相關聯的鄉村的破凋敝與碎片化。鄉村被解構了，抽空了，它不再是從前的“地方”，地方轉移到了城市。於是，從兩個方麵，城市曆史地、必然地要承擔起創造價值的使命。一方麵，就中國城市而言，它必須將在曆史上由鄉村輸送的傳統價值經過篩選和轉化傳承下去，另一方麵，如今的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已經漸成兩種文化，傳統的鄉村文化再不能解釋城市和引領城市，除了用於懷舊，已經不能給城市的人們提供精神的皈依，中國的城市已經到了它的斷奶期，在文化與精神上，它必須自力更生。不僅是自力更生，它應該成為整個社會文化創造的公共平台。
但現實狀況令人擔憂，好像城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特別是中國的城市，一方麵沉湎於曆史，對鄉村依依不舍，另一方麵對西方的文化大口地吞食，缺乏文化的自我創造，從而成了內心的脆弱與空白。這裏不能不說到城市中的知識分子，顯然，在文化創造，在文化的發現、整形與表達上，他們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這樣的責任不僅通過狹義的書寫與傳播，更重要的是參與到公共事務，通過自己的工作，在社會公共空間中發揮作用、顯示影響力，並且凝聚精神，將不自覺的、感性狀態的、成長中的城市精神予以提升和完型。而文學，作為一種知識分子的表達，顯然應該參與到這個進程中。所以，我們特地對小區的生活狀態作了描繪，對小區的管理當然不滿意，但更遺憾的是小區裏的知識分子與社會精英，他們的無所作為，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漠然。這樣的知識者，包括我們自己，確實難以承擔城市社會建設的重任。我們與作家畢飛宇所在的小區百步之遙，聽說他在競選他們小區的業主委員會主任，他的競選宣言是，小區就是他的國家。真應該向他學習，有這樣的情懷。
這樣的情懷是城市精神生長的土壤，也是城市文學發酵的窖池，也一定會催生“我的城市，我的文學”理想狀態。
責任編輯 鮑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