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的敘事力量其實是很大的。我們最近讀到魯敏的新作《六人晚餐》，覺得她在這方麵有新的自覺。她給人們描寫了被城市美學遺忘了好久的邊緣地帶，這個地帶從城市地理來說是中間性的。我們現在的城市美學關注的城市地理是兩極化的，要麼是白領出入的城市中心，是資本、奢侈品集中的中央ＣＢＤ，要麼就是城市打工者和農民工聚集的城鄉接合部，前者是白領故事的舞台，後者是為了道德化的“底層敘事”。而魯敏則將人們帶到了被城市遺忘了的、熟悉而又陌生的、事實上也正在被趕出城市的老工業區。在過去，曾經是城市的中心，被頂禮膜拜，而今，它們正在淪陷。它們要麼因為汙染而被搬走，要麼因為落後而遭淘汰，城市的擴張與資本的逐利將使這些土地成為嶄新的商業區和高檔小區。魯敏在其即將消失的時候描繪了它們，她顯然從十九世紀工業化時代的小說美學中得到過啟示，但卻使用了象征與寫實相結合的另一種描寫係統，我們在小說中看到許多飄蕩的碎片與符號，它們是化工廠的氣味，是與工廠毗鄰的筒子樓，是天上與地下盤根錯節的管道，是關閉的廠門和旁邊布告欄中的招聘廣告、神秘曖昧的小旅館，隨時隨地的以爆炸、倒塌和燃燒為特征的安全事故……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符號鮮明、典型，意義豐富，它使人物和故事獲得了闡釋的坐標。小說反複寫到了位於幾個廠區中間的“十字街”，我們將它理解為中國城市的一個特殊的生態區。對它的描寫魯敏運用了多副筆墨，工寫兼備。這是一個鬧市區，與城鄉接合部的幽暗不同，但也與中央ＣＢＤ的繁華不同，它是俗氣的、混亂的、雜色的、廉價的、肮髒的，是懶散的，又是冒險和欲望的。這就是《六人晚餐》中的人物生活的環境，是他們如魚得水而又急切想離開的地方。混亂、矛盾、糾結，上升與下墜，不僅是十字街的氣質，也是不得不將日常生活安於此中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在這種生活中呈現出的精神世界與性格意義。
這是魯敏發現的老工業區空間的日常生活，那麼其他呢？
三
一旦遵循這樣的美學原則，城市可能就不是時下的小說、特別是影視作品所竭力塑造的那樣。有沒有單一性的城市？以單一性來言說城市，會掩蓋了什麼、遮蔽了什麼，又歧視了什麼？空間的概念在討論城市人口的構成與文化的多樣性方麵仍然具有意義。人們對城市常常停留在感覺的一般性上，實際上，城市是多樣的。隻要深入到對城市內部的思考，我們對此就會有所認識。《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說城市“是一個相對永久性的、高度組織起來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鎮和村莊規模更大，也更重要”。《中外城市知識辭典》說城市是“區別於鄉村的一種對永久的大型聚落。是以非農業活動為主體，人口、經濟、政治、文化高度集中的社會物質係統”。僅僅從這兩個表述中我們就已經能夠看出人們對城市理解上的差別。城市有大有小，曆史不同，地緣不同。有時，城市並不都是自然而然地慢慢集聚起來的，而是可以在短時間裏被“創造”出來，比如中國的深圳，以及現在許多城市擴建的新區。所以有的人就這樣認為，城市是人類為滿足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而創造原人工環境。這樣的環境肯定會被功能所劃分，如商業、金融、工業、行政，新區與老區，等等。並且曆史地形成不同的等級。這樣的格局在中國的城市不但沒有因為頻率不斷加快的改造和建設而取消，反而在城市擴張中更為複雜。
王昕朋《漂二代》中的十八裏香就是一個新的空間，也是一個很有意味的文化群落。它原是北京郊區農村，隨著城市的擴建，現在已經是北京市的一部分。由於原來處在城市的邊緣，所以成為外來務工人員的聚集地，而外來務工人員的聚集大都源於同鄉的關係，比如十八裏香基本上就是河南人，所以，這樣的地方是亦城亦鄉的，是城市中的鄉村，是文化的飛地。王昕朋對十八裏香的描寫實際上涉及到了城市文化的許多現象和問題。古典的城市是從鄉村發展起來的，一些鄉村因為政治、文化、軍事和宗教的原因而變成城市。而現代城市的形成與建設則更為多樣化。相對於古典城市，現代城市的迅速發展產生了許多一時間消化的新的問題。比如城市的發展及其功能的發揮需要大量的人口，這些人口是原先的城市一時間無法生產的，所以就要從農村進行各種方式、各種規模的“移民”。這自然會改變城市原先的人口結構與城市單一的文化性格。十八裏香的人們一方麵是“新北京人”，一方麵仍舊是自己的老鄉，他們說著方言，按自己家鄉的習俗生活，延續著自己故鄉的風俗與價值觀。韓土改千方百計洗刷自己身上的故土痕跡，刻意與十八裏香保持距離，但他賴以謀生的還是農民式的智慧與鄉土民間文化，李躍進的起落也是建立在鄉土人際觀念上的。雖然到宋肖新、宋肖輝、張傑、肖祥等已經是“漂二代”了，但在他們的身上依然保持著濃重的“進城”前的文化色彩，這些正是現代城市的特征。急速的城市發展、大規模外來人口的進入與大量的流動人口使得城市呈現出“雜色”，各種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交彙和融合，使城市擁有了新鮮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多樣性。在現代城市，固守傳統的城市風格是不現實的，也是不明智的，它隻會阻礙城市的發展。其實，與鄉村相比較，城市一直表現出開放與變動不居，它的生長速度與麵貌變化要比鄉村快得多，隻不過這種功能與特性在現代表現得更為突出罷了。《漂二代》對現代北京的描寫體現的就是這樣的文化與城市理念，它著重書寫的是北京的“變”，是新北京人給這座老城市帶來的多樣化的新元素，這是現代城市開放、包容的方向，一座城市，隻有敞開大門，保持流動，才會有發展的動力。像十八裏香這樣的飛地與飛地中的人們，不可避免地要與他們的目的城市產生文化上的衝突，新市民還很難擺脫身份的尷尬。十八裏香的人們一方麵自在地保持著自己的文化性格，一方麵又非常希望進入北京文化。他們對這個城市抱有難以言說的複雜感情，它是他們的希望與明天，又是給他們帶來傷痛與歧視的地方。特別是身份認同是他們進入城市最大的障礙，也是他們融入城市與城市零距離生活必須穿越的隔離帶。不可否認，城市在這方麵還沒有做出有效的應對方案包括製度設計，甚至可以說，城市在這方麵確實表現出自己的自私與雙重標準。當城市需要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人力與消費人口時，城市鼓勵外來人口，但是當外來人口要求享有同城待遇時，卻遭遇到城市的拒絕，這可能是當代中國社會較為突出的不公平現象。這一現象的存在已經很長時間了，《漂二代》中的人物大都是在北京出生、或在很小的時候就來到北京，他們的父母在他們出生前就已經在北京打工，但是他們的身份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作品取名“漂二代”，一方麵就是通常所說的“北漂”、“南漂”，指的是離開故土到城市打工，另一方麵則是指這些人的身份狀態，包括他們的上一輩，是農村戶口，但人卻不在農村，離土不離戶；他們身在城市，卻不是城市人，在城不屬城。索爾·貝婁曾將他筆下身份缺失的主人公稱為“掛起來的人”，王昕朋將中國進城的農民稱為“漂著的人”，他們既不在農村，又不屬於城市，始終在兩極漂移。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宋肖新這樣表達自己的身份感受，“老家對於宋肖新充其量隻是一個符號。在北京這麼多年，她是外地人；到了老家，她感覺自己也成了外地人。”身份問題不僅是一個人的屬地稱謂，在中國，它同時是一個人的文化標簽，身份認同的同時就是文化認同，包含著許多政治、經濟、文化內容，因為這些因素的差別與不平等，最終導致了人的身份的不平等，因而，身份歧視也就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