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的邊上畫一個圓
專欄
作者：趙樹義
1
直尺。三角板。圓規。我這生使用過的繪圖工具甚至不及古人豐富，古人手中至少還有一盒墨線。古人丈量天地，我畫直線、斜線、弧線或圓。我不是畫家，不是設計師，於生存而言，有這三樣工具便足夠勾勒我所需要的圖案。事實上，我工作中用到的主要是直尺，我在一張版樣紙上編輯文字和圖片，我的手中除了直尺，還有筆、裁紙刀和膠水。不過，這都是老皇曆，自從有了鼠標和鍵盤，印刷車間沉重的鉛字架便轟然倒塌。
曆史其實是一個由重而輕的減負過程。從冷兵器到火器，從箭鏃到子彈，從刀刃到激光，從城牆、護城河到郊外的空空蕩蕩，即使記錄曆史的紙張，也是一路薄過來的，竹簡是昨日的文物，而明天，紙或許也會進入泛黃的古董行列，或者僅用於記載落滿灰塵的事物。我不敢想象書籍在明天的命運，從古而今，似乎隻有運算不可或缺。如果說八卦是一口深不見底的井，二進製則是一座無窮盡的數據庫，我不關心雲計算，我隻想思考清楚一道平麵幾何題：假如以單位為圓心，以日常活動範圍為半徑，在我生活的城市畫一個圓，這個圓的麵積究竟有多大？假如把圓中我不曾去過的地方都抹掉，我的實際活動麵積還有多大？假如把圓中我不經常去的地方也抹掉，我經常活動的麵積還剩多少？
結果如書籍的命運一樣，同樣不敢想象。
即使一道簡單的幾何題，實際計算過程也不會簡單，於我如此，於你也如此。你或許也像我一樣散落在城市的某一點上，站在時空中回首或俯視，過往的日子裏，我們更像一群埋頭奔波的螞蟻。細細尋思，假如你生活在城市中心，你的活動半徑便會很短，活動密度卻會很頻繁，或者說，在你生活的圓裏隻有很少的地方是空白；假如你生活在城市邊上，你的活動半徑便不得不延長，而活動密度卻在急劇減少，有時甚至可以簡化為一條曲線，一條指向城市中心的曲線——當然，你也可以簡化為一條直線，但在生活中，百分百的直線是不存在的；假如你生活在城郊接合部，你的活動半徑便不會太長，也不會太短，你朝向城市中心的半圓顯得稠密，朝向郊外的半圓顯得稀疏，仿佛一棵枝葉並不繁茂的樹，你或我投在地麵的影子隻傾斜在一個方向。
這樣的現象是有意思的，卻並非最殘酷的。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實際活動麵積計算清楚了，我們便不難發現，城市如此之大，我們真正占有的空間卻非常之小。不必為計算結果吃驚，人生畢竟不是一道數學題；也不必為計算結果糾結，事實上，一個人就是一棵移動的樹，無論行走速度快或慢，我們都不會實際占用太大的地方；隻是很久以來，我們一直以為我們所看見的便可能是我們的，至少是與我們有關的，可世界會這樣想嗎？我們的一廂情願隻是一種本能，一種與生俱來的錯覺，我們隻是需要自我安慰，這並不證明我們是貪婪的。更多時候，我們忽略了司空見慣的場景也可能是陌生的，我們隻是匆忙趕路，忘記停下腳來，思考和觀察事物背後隱藏的真相。我們以為熟視無睹的，便是我們熟悉的，又或者，真相並非難以察覺，隻是我們不願把心思放到真相之上，真相有時過於醜陋，我們隻是不想讓自己活得太過失望，更不想讓自己在殘忍的計算麵前顯得落魄。
站在今天的立場回望，我生活的城市應該算兩座古城，一座叫晉陽，一座叫太原，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它們都曾叫過並州。雖然僅是一個地理符號，含義卻是不同的，說晉陽便是說晉陽，說太原便是說太原，但若說到並州，它既可以是晉陽，也可以是太原。如此說來，我可以把晉陽理解為並州的右手，把太原理解為並州的左手，右手在汾水之西，左手在汾水之東，右手左手隔河相望，卻不曾相握。其實，晉陽應是並州的前生，太原應是並州的今生，而在來世，並州或許還會把晉陽和太原同時擁入懷中……
2
從汾河西岸到汾河東岸，宛如一隻孤單的大雁，我騎著一輛鳳凰牌自行車，哼著“汾河流水嘩啦啦”的民歌，叮叮鈴鈴地穿過迎澤大橋。我盡量讓我的敘述保持客觀，但這樣的敘述顯然是不客觀的，從河西到河東雖是我生命中的一次轉折，但在那一刻，我根本不可能想到大雁，而在這一刻，我又確實想到了大雁——汾河公園那座雁丘雖是傳說，元好問的《雁丘詞》並非傳說，我想起汾河便聯想到雁丘，想起雁丘便覺得我那時就是一隻孤單的大雁。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汾河兩岸還十分荒涼，河岸邊到處可見荒灘和雜木叢生的小樹林，小樹林周邊500米之內幾乎看不到任何像模像樣的建築。那時的汾河水還很大，汾河兩岸的小樹林是出牆男女偷情的地方，常有犯罪團夥潛伏在小樹林裏拍照、捉奸、恐嚇、要挾，手法類似當今的狗仔隊。我的新單位就在橋東約一公裏的地方，1988年秋天，當我走進那道武警守衛的大門時，我複雜的心情其實可以一分為三：三分之一無奈，三分之一欣慰，三分之一解脫。省人大的辦公樓是新建的，坐北朝南，雖隻有四層高，卻北京人民大會堂一般莊重肅穆。那時候，辦公樓周邊並無多少建築，感覺與城外並無多大差別，大門西邊立著1路公交車的站牌，是離迎澤大橋最近的一個車站。好不容易從晉陽遺址來到太原城，結果還在“城郊”地帶，我的心底不免有些失落。當時，我並不知道省人大是何種性質的機構，隻是看見大門口有武警站崗，外人進出都須登記，感覺有幾分神秘，虛榮心又稍稍得到一絲滿足，第一次走進那棟大樓的時候，腳步也是輕的。在技校任教那三年，我是住單身宿舍的，人大機關沒有單身宿舍，最初幾年我一直住在辦公室裏。我是個夜貓子，喜歡熬夜，喜歡睡懶覺，住辦公室最痛苦的事就是工作日要天天早起，晚上外出也不敢回來太晚，否則，門房大爺的那張臉便會沉下來，怪你不懂規矩。在機關文化裏，規矩是第一重要的，這些規矩不會寫在牆上，不會印在文件裏，但會刻在每個人的心裏，就像一把隱形的尺子，你時刻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卻無須說出來。規矩是眾人潛移默化的守則，多數時候比能力更重要，在這棟大樓裏進進出出難免有些壓抑，可不管怎麼說，從事的畢竟是自己喜歡的文字工作，心底總歸還是欣慰的。
機關年輕人少，單身生活單調而乏味。每天下班後，偌大一座建築裏人去樓空，除了清潔的、值班的和站崗的，難得見到人影，聽到人聲。辦公樓裏十分安靜，很適合讀書，可不知什麼原因，我卻無法靜下心來，坐在辦公桌前看書感覺就像坐在懸崖邊上，心底總是空落落的，至於寫作，那些年我幾乎沒有寫出一篇像樣的文字。或許習慣了學校單身宿舍的逼仄，突然被拋到寬敞的辦公室裏，心神反倒遊移不定。這個時候，我便關掉燈，站在高大的玻璃窗前，俯瞰眼前那條最長最寬最明亮的迎澤大街。街道對麵是省電視台，我與他們雖是同行，但電視與報紙天生存在隔閡，大家常在會場碰麵，平時卻很少往來，想到電視裏那些風光的人物每天都從對麵那道大門走進走出，連最後的神秘感也消失了。樓東是當時最氣派的天龍大廈，我調入報社的那年冬天剛開業，或許偏僻的緣故吧，開業初期並不熱鬧，之後雖繁華了幾年，可股票一上市又衰落了。樓西有一條小街，叫桃園路，那時的桃園路幾乎就是城外馬路，顯得格外冷清。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站在窗前的黑暗裏發呆，眼前的街道寬闊而空蕩，車輛很少，行人也很少，偶爾有騎自行車的人從路燈下匆忙穿過，想象他們騎過迎澤大橋時的孤單，我恍惚覺得這座城市在這一刻就是一座空城。比城市更空蕩的還有我的辦公室，燈光從樓簷下投射進來，灑在窗前的落寞裏，我抬眼望著東南方向的故鄉，感覺自己就是一個流落他鄉的孩子，無家可歸……住辦公室的日子枯燥、落寞，現在想起，無疑是被生活遺忘的角落，或者，是被時光埋在古城牆裏慢慢生鏽的箭鏃。
單位離汾河不遠，很早的時候，汾河在晉陽古城東邊，趙光義火燒水淹晉陽之後，汾河則蜿蜒在太原新城的西邊。宋太原城建在一個叫唐明鎮的地方，大體方位為南到今迎澤大街北側，北到今後小河一帶，西到今新建路東側，東到今柳巷一帶，這座寒酸的土城沒有包磚，周長僅11裏，城門僅4座，與大唐周長42裏、城門24道的晉陽古城根本無法相提並論。省人大選址在迎澤大街北、新建路西，應是宋太原城西南角下，如果倒退數百年的話，這兒或許是守城士兵遛馬的地方。明太原城恢複了一點元氣，但還是無法與消失的晉陽古城相比，那個時候迎澤大街所在地還是城外官道，路上往來的行人或是晉商的祖上，或是胡服騎射的後人，據說《蘇三起解》中的玉堂春便是由這條官道經迎澤門（今大南門）入城，來到太原府按察司署三堂會審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太原城謀劃舊貌換新顏，可舊城區到處都是丁字街，氣脈不暢，打通起來實在不易，那時的政府還不懂得強拆，便決定在城外修建迎澤大街。這條寬70米的大街從火車站越迎澤大橋直達河西，與汾河構成了太原之後的東西南北兩條軸線，可初建成時街上行人寥落，行駛的車輛並不比舊時汾河裏的船多。我剛到這座城市的那一年，迎澤大街已是不折不扣的城市中樞，備受爭議且不得已而為之的工程，在此時已變成太原人驕傲的“小長安街”。放在曆史的時空裏，好事壞事是很難說得清的，所謂衰敗和繁華不過彈指間的事。就說單位吧，我調到報社一年多周邊便熱鬧起來，幾座辦公大樓和酒店錯落其間，眨眼間便成繁華之地。尤其省委大樓在迎澤大街之北、迎澤大橋之東、桃園路之西拔地而起後，曾經的城外便一躍而為城市中心的中心。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這條街上東遊西逛，不知不覺，竟已年近半百，三十不曾立，四十不曾不惑，碌碌之間，便到了去汾河橋上看日落的年齡。
3
我經常在汾河邊行走，但我不敢告訴你，我所看到的關於汾河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但我願意承諾，我所寫的每個字都是真誠的。其實，這種真誠也僅是屬於我的真誠，或許在你的眼中，我是戴了有色眼鏡的。不過，這沒有關係，我一直認為所有的文字於寫作者都是個人史，你讀過且認可了他或她的文字，便變成你的個人史，曆史便是各種個人史的紛紜呈現。文學的複雜性也存在於此，價值也存在於此，我在汾河邊行走，我的觀察和思考也存在於此，你目睹我在汾河邊行走，你的喜歡或不喜歡還存在於此。水一直流動在河道裏，而大多時候，我們都行走在岸上。
在汾河公園未建成之前，我喜歡到汾河邊看孩子們奔跑在春天的沙灘上放風箏。小的時候，我也在故鄉的曠野裏放過風箏，我的風箏是用高粱稈紮成的，是隻能握在手中或插在樓窗口的，與城市扯著長長的線在空中飛翔的風箏根本不是一回事，就像我與他們擁有完全迥異的童年一樣。行走在汾河邊，孩子們是快樂的，我是落寞的，遠遠站在人群之外，我與眼前的場景也是隔膜的。某一天，當我帶著我的兒子在這裏放風箏的時候，他或許會把這兒當做故鄉，但於我而言，隻有生養過我的地方才是我的故鄉，這種身份確認不僅因為那片土地，還因為土地上的親情和血脈。是的，在我的詞典裏沒有第二故鄉的概念，故鄉是流淌在心底或夢中的鄉愁，是潛伏在土地深處的河流，沒有誰可以替代。我隻身來到這座城市，隻是想尋求一種身份改變，或者說，我的遷徙僅是為我的子孫尋找一個新的故鄉，但它絕不會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在這個陌生地方的一切隻與生存有關，無論我擁有多少朋友，認識多少人，都無法取代與生俱來的鄉土情緣，我在隻與生存有關的地方行走，感覺自己正走在一片無人的沙漠。
我第一次走進這座城市的時候，想象中的古城牆已幾乎消失殆盡，但我知道，這些表象並不意味著牆已從這座城市消失。城市裏一堵又一堵密不透風的牆包圍在單位的周邊，貌似各自獨立，其實盤根錯節，在當時，隻有單位才是城市的組織細胞，才是城市的活力源泉和話語權掌控者。那時候，我隻是一個窮學生，我羨慕圍牆裏的單位，羨慕單位後院的平房、樓房和家庭，但那些錯落的、分割的空間都與我無關。那些圍牆是冷漠的，至少在我的眼中是冷漠的，仿佛城市落塵的雪；其實，那些圍牆也算不得冷漠，即使有些冷漠，也並非地域或季節的原因，而是我自身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學畢業之後，這座城市會不會收留我、接納我，讓我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打量著周邊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牆，我覺得它們仿佛城市裏一張張陌生的臉，我不知道當雨水打濕牆的時候，牆上是否還能長出苔蘚。有時候，我還真的期盼牆上能夠長出一些苔蘚，一片一片的，從水泥和鋼筋中頑強地擠出來，散發出一絲泥土或林木的氣息，就像我富氧的鄉村，即使入心入肺的雨露細弱如絲，我也心滿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