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異彩紛呈妙趣橫生
甘肅悠久的曆史，造就了豐富多彩的文物。曆代先民生息、勞動所及的各個方麵，各個領域，都留下了大量的實物，若按其用途分類，則百科俱備；按質地區別，則不盡其繁，難括其雜。因此，除大類如陶器、青銅器、玉器、瓷器、書畫等類之外的文物，這裏都把它概括稱為雜項文物，或雜珍文物。
雜珍文物一般是小型器物，但一器之微，往往窮工極巧，考工考史，源遠流長，既有獨特的用途，又同樣蘊含著豐富的內容。特別是由於質地不同，許多雜項文物因其獨特的質地美，反映出其他大類器無可替代的韻致與美感，以及科學的藝術的價值和豐富的文化內涵。
甘肅省天水市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木板古地圖，為戰國晚期秦國邽縣（今天水市）的政區、地形圖。保存完好，距今已有2200餘年的曆史，是目前所見我國保存年代最早的古代地圖，對研究地圖繪製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文房用具筆、墨、紙、硯是古代人民創造的書寫工具，又是傳統文化的特征。它們的出現和應用，不僅推動了我國文化的發展，而且為世界文明的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武威、敦煌出土的漢代“白馬作”毛筆、熊足石質硯，具有重要的價值。尤其是毛筆，經過近兩千年的曆史，卻保存如此完整，在國內外實屬罕見。它的發現對研究我國漢筆的製作水平以及演變過程等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我國是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一，有著極其豐富的貨幣文化。尤其是漢唐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中西各國沿著這條舉世聞名的通道，進行著極其豐富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政治、經濟、文化的頻繁交往和發展，推動了絲綢之路上各地貨幣經濟的發展，因而也留下了眾多的貨幣文化遺物。武威出土的石雕搖錢樹座，體現了當時人們對貨幣的追求和占有欲望；涼造新泉，是古代涼州（即今武威）鑄造的錢幣。它是近世錢幣界所矚目的罕見的錢幣之一，被稱之為“中國古代錢幣寶庫裏的一顆明珠”，也是甘肅最早的地方貨幣。
符是古代朝廷專門用於傳達命令、調動部隊的一種特殊的憑證，形式和質地多種多樣。莊浪縣出土的隋代銅虎符，對研究這一時期的軍事製度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印章是一種書法、雕刻及冶鑄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從有關資料證實，我國印章產生於殷代，已有3000多年的曆史。甘肅保存了曆代眾多的印章，武威、天祝發現的魏晉杜寶白玉印、北涼臨鬆令印、西夏首領印，省博物館收藏的明代象牙印章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曆史研究和雕刻書法藝術價值。
雜珍文物還極富地域與民族特色。武威唐代吐穀渾墓出土的阮鹹琵
琶、鑲嵌螺鈿綠鬆石的牛角梳，不僅反映了當時高超的雕刻藝術和鑲嵌工藝水平，而且對研究唐與吐穀渾之間樂器、音律的交流具有重要價值，是極為難得的稀世之寶。西和縣出土的宋代銅象棋，是宋代象棋的實物，彌足珍貴。漳縣徐家坪汪氏家族墓出土元代蓮花玻璃托盞，形似盛開的蓮花，色近藍天湖水，既是豪華的實用器，又是罕見的觀賞工藝品。武威市博物館收藏的黃花梨木交椅等都是極為珍貴的文物精品，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甘肅雜珍文物絢麗多彩，琳琅滿目，珠璣之光，交輝互映，充分體現了甘肅古代手工製造業的發達和能工巧匠的智慧。木板地圖地圖的起源，有人推測，比文字的起源還要早。因為原始地圖跟圖畫一樣，把山川、道路、樹木如實地畫進地圖裏，是外出狩獵和出門勞作或旅行的指南。千百年來，在我國民間就廣泛流傳著《河伯獻圖》的神話故事。傳說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精神感動了河伯。河伯是黃河的水神，禹為治水踏遍山川沼澤，忽一天看見河伯從黃河中走來，獻出一塊大青石，禹仔細一看，原來是治水用的地圖。禹借助地圖，因勢利導，治水取得了成功。“傳說”雖然不能證實地圖起源的具體時代，但從側麵說明，約在4000年以前，我國先民已經使用地圖了。據史籍記載，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以前，我國就誕生了地圖。《漢書·郊毅誌》中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像九州”的記載。《左傳》記載：“昔夏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像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意思是說，在夏朝極盛時期，遠方的人把地貌、地物以及禽獸畫成圖，而九州的長官把圖和一些金屬當作禮品獻給夏禹，禹收下“九牧之金”鑄成鼎，並把遠方人畫的畫鑄在鼎上，以便百姓從這些圖畫中辨別各種事物。文中的“百物而為之備”，很明顯說明是供牧人、旅行者使用的圖。可惜，原物流傳至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因戰亂被毀而失傳。據宋代思想家朱熹推斷，後來的《山海經圖》是從夏代九鼎圖像演變而來的，也是一種原始地圖。在《山海經圖》的“五藏三經圖”上，畫著山、水、動物、植物、礦物等，而且注記著道裏的方位，是較規範的地圖形式。由此可以說，中國在夏代已經有了原始地圖。我國現存最早的實物地圖是1986年3月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道區文化館發掘出土於天水市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一號秦墓的4塊木板古地圖。經研究確認，為戰國晚期秦國邽縣（今天水市）的政區、地形圖。保存完好，距今已有2200餘年的曆史，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古代地圖。1996年10月，經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鑒定，該地圖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地圖分別繪製在四塊鬆木板上，其中三塊兩麵繪製，一塊僅繪一麵，共留存地圖七幅。經拚接即成一幅完整的《戰國秦邽縣政區圖》。圖中以渭河為中軸線，東至今甘陝交界處，西達天水市西，南北兩翼以山穀、河流為主展開，全圖標明地名二十八、山名二、水名八、穀名四、關隘處及建築標記一處。同時在部分地域還標出交通線路和實際裏程及森林樹木的分布名稱。特別是所注地名可分三等，代表不同的行政級別，如：以大方框標圈標的“邽丘”，係邽縣的首府；小方框圈標的“楊裏”“真裏”等，指縣以下鄉裏住地；不帶任何標記的“東廬”“九員”“上辟磨”“下辟磨”“上楊穀”“下楊穀”等，皆為小地名。另外，圖中西北部標記一建築圖例，但未注其名，推測很可能是西周時期秦西垂宮的所在地。它的出現，為我們留下一個重大的曆史之謎。縱觀內容，它是一幅反映邽縣政區、地形、地貌、地理、經濟、交通、戰略地位以及行政建置的綜合性地圖。
天水市乃秦人的故鄉，是秦文化的發源地。殷末周初，中譎已居西垂，大駱、非子以後，始有世係。從公元前897年非子被封至始皇帝統一，前後600餘年間，有38位王公執政。其中非子、莊公、襄公、文公四代世居西垂，死後亦葬在西垂，至憲公以後離天水東遷，居新邑，死後也再未還鄉。所以憲公以前秦之曆史，特別是居犬丘，保西垂時的曆史更為模糊。其後，武公時，伐邽冀戎，建立縣政，穆公時開地千裏，遂霸西戎。至戰國末始皇統一，天水一地從多民族雜居之戎地逐步納入秦的版圖，成為秦氏政權立家建業的根據地。木板地圖雖然屬於戰國晚期之物，但它所繪的地形、地貌及所注地名都有早期的孑跡，如邽丘縣，建立於春秋中期武公之時，後來曆代皆沿襲這一建置。據有關專家論證，地圖的繪製時間為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戰國後期，比我國經實測保存至今的最早的傳世地圖———西安碑林中的《華夷圖》和《禹跡圖》早1300多年，比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圖約早300年。該地圖包括今甘肅天水伯陽鎮西北的渭水流域和一部分放馬灘周圍水係。地圖中有關地名、河流、山脈及森林資源的注記有82條之多。令人驚歎的是今天渭水支流以及該地區的許多峽穀在該地圖中都可以找到，與《水經注》一書的記載相符。圖中標明的各種林木，如薊、柏、楠、鬆等同今天渭水地區的植物分布和自然環境也基本相同。該地圖的出土為我國先秦發達的地圖學文獻資料提供了實物佐證。
天水木板地圖的發現，不僅對研究戰國時秦邽縣的曆史、地域、行
政建置、經濟狀況有重大的價值，而且為追尋和研究秦人、秦文化早期的曆史，特別是西周及其以前秦人在天水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線索，同時對研究地圖繪製史也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該地圖現藏甘肅省考古研究所。
石雕搖錢樹座
搖錢樹用於宗教祭祀。因為西王母、不死藥、不死樹與道教有很密切的關係，故有很多人也將搖錢樹及樹座稱為神樹、神山。中國古代仙山的傳說到戰國秦漢形成兩大係統，即西部的昆侖和東部的蓬萊。《山海經·西山經》載：“西南四百裏，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由此看來，昆侖乃中國西部傳說中的神仙之山、宇宙之山。正所謂，東海蓬萊，西極昆侖。昆侖神話至東漢已成為一種廣泛的民間宗教信仰，成為中國早期信仰的主流。作為東漢時期流行於民間的一種宗教物品，搖錢樹自然會滲入昆侖神話的觀念。秦漢時期，迷信鬼神，企望長生不老或死後成仙的思想盛行。在神話傳說中擁有不死藥的西王母受到廣泛的崇敬和祭祀。西王母之所以受到人們的崇敬，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她擁有不死藥，據說此藥是從昆侖山上一棵不死樹上采摘下來的。關於昆侖山及不死樹的情形，在先秦典籍中有詳細的記載。《山海經·大荒西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山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山，有神———人麵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皆有。”郭璞在《山海經圖讚》中也說：“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西王母），焉得如羿？”盡管自古以來隻知唯有後羿一人得到不死藥，但人們這種企求不死藥的存在，還是深信不疑，幻想能像後羿那樣從西王母處得到不死藥。人們對這種企求長生不死的迷信思想的折射反映，就表現在搖錢樹上。
秦統一中國後，實現了貨幣經濟的統一。而後，漢武帝鑄行五銖錢，使貨幣製度長期比較穩定。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以及商業的繁榮，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達。貨幣經濟的發展和貨幣權力的擴大，金錢成為人們追求的東西，進而使得金錢崇拜現象的發生。這種崇拜也表現在當時墓葬的隨葬品方麵，墓葬中隨葬貨幣的現象極為普遍。搖錢樹正是體現了人們對貨幣的追求、占有欲望。故此，搖錢樹上才有持竿打擊錢樹上錢的人；有把這些錢挑走的人，還有盤坐在樹幹上做搖錢狀的猴子，形象地表現出當時人們乞求獲取金錢的思想意識。甘肅甘穀出土的搖錢樹，樹上有“貨泉”二字；雲南昭通的搖錢樹有“五銖作口”、“五銖北口”等字樣，都反映了搖錢樹製作的用意。
搖錢樹在我國西南和西北的一些地區出土較多，據不完全統計，迄今為止在四川、雲南、貴州、陝西、甘肅、青海六個省份中出土有數量不等的搖錢樹，其中四川最為集中，雲南、貴州、甘肅、陝西、青海各有出土。在眾多的搖錢樹中，除少數為漢、晉墓中出土外，其餘皆為東漢時期墓葬所出。因此它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我省出土的搖錢樹不多，且有的被盜，有的殘損，武威磨嘴子出土的石雕搖錢樹座卻非同一般，有極高的觀賞藝術和研究價值，雕刻工藝水平達到極高水準，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搖錢樹座高30.4厘米，底徑20.4厘米，呈上小下大的圓柱狀。頂麵中心有方孔以納樹幹（銅樹身已佚），圓柱周圍以高浮雕形式琢刻出四個人像，人像之下凸飾兩重三角形圖案，以象征群山。人像造型設計，顯示了匠師高逸的審美情趣和卓越技法，其藝術造詣令人歎服。一般飾有人物的搖錢樹座，圖像多是仙山為背景，間以瑞獸飛禽，人物多為摘錢人、打錢人、挑錢人，或者是西王母的神像。此座一反常態，塑造了四個裸體人，傾力表現人物的形態和神情，呈露人物的情感和願望。人物布局生動，姿態各具特色。有的伸展雙手，意在接錢；有的翹首凝視，似在企盼；有的張開兩臂，像在呼喚。人體形象與搖錢樹的主題相呼應，頗耐人尋味。匠師的表現手法極富個性，不僅整體構思簡潔活潑，運刀也熟練到位。鋒跡清晰可見，不作過多的琢磨修飾，純以形意取勝。人體各部位的比例，把握得十分準確；人物動作自然和諧，絕無做作生硬之處。尤其是對羽人的刻劃，羽翅的配置和手足的態勢，明快而優美，恰到好處。漢代雕塑藝術中，堪稱人體造型的作品比較少見。這個搖錢樹座的人物浮雕，無疑是其中的上乘佳作。
搖錢樹是中國神話傳說中神樹造型藝術最精彩、最傑出的表現形式，是西南及西北地區早期青銅神樹在後漢時代的繼續和發展，它既含有宇宙樹、生命樹最基本的性質和功能，同時又融入了流行於民間的神仙思想。搖錢樹上極具人格化的正麵偶像———西王母及其天庭眾神的登場，標明搖錢樹是作為一種宗教崇拜對象出現的。搖錢樹的造型和圖像展現了令人向往的、充滿祥和安寧的神仙洞天境地，包含著長生不老、羽化升仙、辟邪禳災、生殖繁衍、占有財富，甚至靈魂歸宿的觀念。
東漢搖錢樹是由樹座和樹身兩部分構成。而從出土的搖錢樹樹座來看，大多數為山形座，上塑以神仙瑞獸，神話學上稱此山為宇宙山，它位於大地的中央，高聳雲霄，通天絕，是人神往來的樞紐。這種山在中國稱為仙山，是眾神仙活動的基地。在漢代人心目中，要想進入天堂仙界，就必須借助仙人的力量，通過高山、神樹抵達。而武威磨嘴子出土的石雕搖錢樹座卻不同，表現手法極富個性，不論在表現內容及雕刻藝術上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搖錢樹座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白馬作”毛筆
筆類中，毛筆可算是中國獨有的品類了。傳統的毛筆不但是古人必備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達中華書法、繪畫的特殊韻味上具有與眾不同的魅力。中國的書法和繪畫，都是與毛筆的使用分不開的。
毛筆是我國古代特有的寫、畫主要工具。從考古發現的資料看，早在新石器時代，從有些陶器繪製的紋飾中，可以看出使用毛筆特有的筆鋒。自有文字以來，毛筆更成為不可缺少的書寫工具。孔子作《春秋》載：“筆則筆，削則削。”《國語·晉語》記士茁與趙襄子的對話，有“臣以秉筆事君”之語。這都表明毛筆已成為當時的書寫工具。商代盛行甲、骨占卜，其占卜記錄往往是先用朱和墨書在甲、骨上，然後再契刻。從殘留的未契刻的文字筆畫看來，當時使用毛筆無疑。先秦時對毛筆加以改進，使之更加精良。可惜由於時代久遠，春秋以前的毛筆實物資料，迄今還沒有發現，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毛筆是湖北省隨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發現的春秋時期的毛筆，該筆是目前發現最早的筆，是上古時代遺存的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1983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一號墓出土的2支毛筆，為秦始皇八年（前239年）下葬，為研究秦時普遍使用毛筆，提供了實物資料。春秋、戰國時對筆的叫法各地不一，有“筆”“聿”“拂”等多種名稱。直到秦實行“書同文，車同軌”，才將筆的各種名稱統一稱作“筆”。相傳秦將蒙恬曾在善璉村取羊毫製筆，在當地被人們奉為筆祖。又據說蒙恬的夫人卜香蓮也精通製筆技藝，被供為筆娘娘。到了漢代，筆已比較考究，路卮是當時的製筆高手。漢代製筆頭的原料除了兔毛之外，還有羊毛、鹿毛、狸毛、狼毛等，硬毫軟毫並用。同時，筆管的質地和裝飾也豐富起來。據史書記載，我國著名的宣筆就發明於漢代。同時，漢代對毛筆的製作日益講究起來，漢時有“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的規定，唐秉鈞在《文房肆考圖說》卷三《筆說》中就說：“漢製筆，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極為華麗矣”。可見，此時的毛筆，不僅是書畫工具，有的還可供人們觀賞。漢代的毛筆，實物資料出土的比較多，出土於甘肅的也不少，武威也有幾次發現。1957年甘肅省博物館在武威磨嘴子進行考古發掘，在2號漢墓發現一支毛筆（筆頭殘），筆杆為竹製，落款“史虎作”；1972年又在這裏的49號漢墓出土了一支毛筆，和毛筆同時出土
的還有長方形扁木匣一件，內裝規整的長方形薄石硯一台，說明這是一座漢代武威文職官員的墓葬。出土的這支毛筆是迄今我國所有出土漢筆中保存最完整、製作最精良、最早刻有筆工姓名而聞名國內外的一支。筆上落款為“白馬作”。“白馬作”毛筆被專家公認為是我國漢代毛筆的代表作，被國家文物局文物鑒定專家組定為國寶級文物。“白馬作”毛筆，通長23.5厘米，這正是漢製長度單位的一尺，與王充《論衡》所言，“一尺之筆”的長度相合。筆杆長21.9厘米，竹質，精細勻正。筆杆中下部陰刻隸書“白馬作”三字。“白馬”當為製作此筆的工匠名，說明當時仍保存“物勒工名”的手工業傳統。筆杆包筆頭略有收分，筆頭長1.6厘米，外覆較軟的黃褐色毛，筆芯及筆鋒用較硬的紫黑色毛，剛柔相濟，富有彈性，體現了筆頭中含長毫，有芯有鋒，外披短毛，便於蓄墨的漢筆特點，很適宜於在竹、木質地的簡牘上書寫。其製作方式與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筆一樣，杆前端中空以納筆頭，外麵紮絲髹漆以加固，筆尾削尖，便於簪發。我國古代有簪筆的習俗，《史記·滑稽列傳》載：“西門豹簪筆磬折”。張守節正義：“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筆，言插筆備禮也。”在古代皇帝的近臣掌起居者，把筆插在頭上以備記事，所以將毛筆尾削尖，以便簪筆。李嶠《皇帝上禮撫事述懷》詩中就有“小臣濫簪筆，無以頌唐風”的詩句。漢代的官員們也常將未蘸過墨的或洗淨的毛筆插入發中，以便隨時取用，俗稱“簪白筆”。此筆之尾端削尖，很顯然是為了簪插；而且從發掘情況看來，出土時毛筆的位置，又在墓主人頭部之右側，這正可印證漢代文職官吏“簪白筆”之製。
武威磨嘴子出土的“白馬作”毛筆，是漢代文職官員生前用過和喜愛的一支毛筆，死後又將其帶入他的墓穴隨葬，經過近兩千年的曆史，今天重見天日，卻保存如此完整，在國內外實屬罕見。它的發現對研究我國漢代毛筆的製作水平以及演變過程等都是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同時也是武威漢代文化發達的重要標誌和實物見證，此筆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杜寶”玉印
中國是玉文化的發祥地，從新石器時代起，玉石便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人們對美玉的珍視和崇拜，不可能不影響璽印文化的發展。而玉石給人的美感，尤其是玉石溫潤堅膩、宜於雕刻的特性，更使它很自然地要融入璽印領域。璽字本作“金爾”，字從金，後來演變為“璽”而從玉，正顯示了玉在璽印材料中的作用。最早的璽印，印文多為宗族的標記，在商末三璽印中，就有二璽的印文是族徽。後來，璽印用於行政事務，則是一種權力和職責的憑證。《韓非子·外儲說》記西門豹為鄴令，因為剛正清明而遭同僚的攻擊，魏文侯昏憒不察而“收其璽”。這就是先秦時期，政事使用璽印的文獻記載。璽印既可顯示人的身份，又是某一級行政單位職權的標誌，這種社會功能決定了它從一開始就具有等級色彩，隨著專製主義封建製度的確立，璽印的上述功能被進一步強化。秦始皇宣布：隻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稱“璽”，並用玉製作；平民百姓的隻能稱“印”，而且不許用玉。此後，“印”便成為民間璽印的通稱。到西漢武帝時，宣揚漢為“土德”，數字崇尚“五”，故丞相、大將軍、禦史大夫等高級大臣的官印一律采用五字格（在此之前多用四字格式，如“某某之印”），印字之後又附“章”字。此後，“章”便又漸成為璽印的通稱。今天我們習用的“印章”一詞，就是漢代璽稱的繼承。
從戰國時期開始，隨著宗法製度的解體，士庶個人的社會生活地位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私人印章被大量使用。傳世的古代私印，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官印，而且在製材、形製、字體風格乃至製作工藝諸多方麵，均較官印的類型豐富，而且變化多。私人印章的風韻氣質，可謂百花齊放，異彩紛呈。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社會動蕩，故這一時期的墓葬出土的玉器很少，尤其是玉印幾乎沒有發現。所以研究玉器的古書中極少見到這一時期玉印的著錄，幾乎形成了斷代期。然而在甘肅武威卻發現了這一時期的一枚白玉私印，成為這一時期私人印章的珍品及代表作。
此印用優質的和田白玉雕成。印麵縱1.35厘米，橫1.3厘米，接近正方。龜紐，印胎較厚，印麵刻篆體白文“杜寶”二字。圓雕龜紐，造型渾厚壯健。龜首圓碩微昂，斜伸向前方；龜背略平，兩側呈坡狀，脊棱分明，龜紋雖淺，但很規整；四肢屈曲，卻非臥姿，顯示出蹬踏的力度，像是一隻行進中的龜的形象。龜紐印始於戰國而盛於兩漢，魏晉時期承兩漢餘風，而又有所變化。此印具有魏晉龜紐的鮮明特征，代表了這一時期龜紐玉印的高超雕刻藝術水平。最可稱道的是印文運筆走刀的高妙，字體修長，布局勻整，筆姿秀勁，宛轉運行，一氣貫注。體度舒暢，猶如行雲流水；骨骼疏朗，令人神爽氣清。不尚巧，不競奇，筆筆妥帖，安如磐石。麗質外露而剛勁中藏，平直與圓潤結合得天衣無縫，字法、刀法、章法均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